在科學發展史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屢屢碰撞，從而產生對立、衝突、相交和相融。在科學史上，自然科學曾經一再為人文和社會科學提供研究範式。保爾·拉法格記錄下了卡爾·馬克思關於科學認識論的意義極為深長的一段話：卡爾·馬克思“在高等數學中找到辯證運動及其最合乎邏輯而又最簡潔的形式。他還以為科學隻有達到能夠使用數學的境界，才算臻於完美”[1]。
但時代進入21世紀以後，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係，似乎比以前更加複雜多樣了。也許，除自然科學對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影響外，什麽時候我們會發現人文科學也對自然科學產生了重大影響，製約了它的研究範式？
在曾經啟發了“白銀時代”俄國哲學家與思想家們的諸多因素中，來自國外的自然科學新發現的影響，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時間的轉輪把巴赫金學派包括奧波亞茲等的學說送進了後現代主義的話語場，從而使得這兩個學派的學說被再次“語境”化，而與後現代主義發生對話和交流。
那麽，後現代主義究竟給國際思想界的舞台帶來了哪些變化呢？奧波亞茲和巴赫金學派又有哪些思想與其發生呼應和契合了呢？為什麽進入21世紀以來，巴赫金學不但沒有稍稍降溫，反而呈現出繼續走高之勢？這是為什麽呢？
維克多·厄利希在其名著《俄國形式主義：曆史與學說》中，針對20世紀初年俄國學術界的氛圍曾經這樣寫道：
到20世紀初一種劇烈的方法論危機開始在各種學術領域裏顯現。在世紀初的數十年間，人們發現在歐洲理性舞台占據主導地位的世界觀有嚴重缺陷，因而開始對其進行價值的重估。隨著實證主義決定論的基本假設被動搖，急劇修正所有科學的邏輯基礎開始被提上日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