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人認為俄羅斯文學事實上總是在轉圈，或說得文雅點兒，是在不斷地循環。不但文學如此，文化亦然。俄國文學一直沿著一個封閉的圓圈運轉，即從審美轉向宗教，從宗教轉向社會，而後又從社會轉向審美，循環往複，連綿不斷。
如前所述，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曾經有過許多悲壯而又英勇的嚐試，試圖把俄國形式主義的科學探索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結合起來。但由於各種原因，這種嚐試鮮有成功的先例。但是，曆史正如巴赫金所說，沒有一種思想會真正死亡，時候一到，它們也都會迎來各自的複活節。果不其然，時間的轉輪剛剛過了數十年，時代的風氣便發生了悄然的變化。
要敘述這裏所發生的重大曆史變化，便不能不先介紹這樣一位在俄羅斯學術發展史上與巴赫金一樣彪炳史冊的人物，他就是蘇聯塔爾圖學派的代表人物尤裏·米哈伊洛維奇·洛特曼。
和當年俄國形式主義運動所處的曆史環境相仿，以洛特曼為代表的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崛起於20世紀60年代，它們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相似的社會曆史思潮的促動下生成的，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某種時代精神，因而才能成為一種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文藝學美學思想。如果說促使俄國形式主義產生的文化動因是“白銀時代”的話，那麽，以洛特曼為代表的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則與蘇聯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的“解凍”思潮有著密切關聯。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以洛特曼為代表的塔爾圖-莫斯科學派整個就是“解凍”思潮在語境置換後的產物。“正是在‘解凍’的時代背景下，蘇聯的文藝學才又一次出現了繁榮局麵。以洛特曼為代表的塔爾圖學派正是在‘解凍’時代逐漸形成的。這一學派將此前英美學界的符號學理論觀念與新的曆史主義觀相結合，形成了享譽世界的蘇聯符號學派。”[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