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出版於1929年的成名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是一部裏程碑式的著作。誠如某些西方學人所說：在巴赫金之後若想規避巴赫金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是不可能的了。瓦·伊·薩杜羅指出：“巴赫金……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觀點……巴赫金使形式主義文藝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得以大大地豐富了，並且極大地影響了一大批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146]我們知道，在蘇聯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於某種社會曆史原因，曾經一度被戴上“反動作家”的帽子而成為研究中的禁區（原因在於他曾在《群魔》中對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政治主張，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和鞭撻。此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著作一樣，裏麵充滿了那個時代社會思想鬥爭的痕跡）。但在如今才重新複現於曆史的地平線上的“白銀時代”，在20世紀20年代中，知識界在一定程度上還享有一定自由。這樣，由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思想上藝術上的重要性，研究他成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一個自主選擇，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成為一時風尚。如上所說，“白銀時代”俄國思想家圍繞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紀之謎展開了密集的研究，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一時之間成為俄國文學研究界的首要問題和討論的核心。
20世紀蘇聯大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曾在與麗吉婭·丘科夫斯卡婭的談話中指出，巴赫金關於複調小說那些理論，被時人熱捧，而她卻覺得一點兒也不稀奇，因為她早在“白銀時代”就已從當時的大師維亞·伊萬諾夫那裏聽說了。[147]女詩人這裏指的是維亞·伊萬諾夫的博士學位論文，據說內容是論證酒神迪奧尼索斯現象與俄國的關係問題的。而從伊萬諾夫的下述言論中，我們也依稀聽得到後來在巴赫金著作中發出黃鍾大呂之聲的微妙動機：“和交響樂的創作者一樣，他（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筆者）在長篇小說中應用了音樂中按照主題和對位法發展音樂的方法——作曲家采用變奏和轉調引導我們把整部作品當作一個統一的整體來從心理上予以體驗和接受。”[148]卡特琳娜·克拉克、邁克爾·霍奎斯特也同樣認為巴赫金的複調小說理論，有其靈感的來源，那就是曾在“白銀時代”被尊為大師的維亞·伊萬諾夫。據他們說，巴赫金自己也承認“自己受惠於維亞·伊萬諾夫。特別是其論文集《犁與界》和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論文（1911）。伊萬諾夫將認識論和宗教真理本質論問題轉化為交往問題，於巴赫金是”“心有戚戚”也。後來的巴赫金將交往和對話作為其認識論的核心問題。[149]當代俄國文藝學界也同樣認為巴赫金的複調小說理論，與維亞·伊萬諾夫有關。卡紮爾金（А.П.Казаркин）就認為維亞·伊萬諾夫的論文《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悲劇小說》的確影響了巴赫金的複調小說觀。[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