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巴赫金傳記的作者們曾這樣寫道：
巴赫金突出了在場/不在場的對立關係及其重要價值，這同索緒爾以來語言學或文學理論中的結構主義方法遙相呼應。但二者之間仍有重大差別，結構主義本質上傾向於機械論或心靈論，巴赫金則偏愛有機的觀點。他推崇行動、曆史、現實以及開放的對話，與結構主義二元對立的、封閉的辯證法恰好相反。辯證的或分解的思維向來被當作普遍的準則，巴赫金完成了巨大的飛躍，從這種思維邁向對話的或相互聯係的思維。[57]
這段話雖然是專門針對結構主義與巴赫金思想的差異來談的，但對於我們理解巴赫金的思想同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如果說俄國形式主義美學可以稱為差異論美學（陌生化即產生於對比和差異中）的話，而獨對差異萬分青睞的巴赫金則有權被看作是奧波亞茲思想的傳人。奧波亞茲從差異中見出陌生的所以然之故，而巴赫金則從差異中看出對話的必要性，因為“歸根結蒂，對話指並存的差異之間的交流。”差異還是現代哲學思想的首要問題。[58]
巴赫金提出的難題之一是，既要避免從包羅萬象的“一”出發進行思維，同時又要避免將一切事物劃為一連串的二元對立。不要辯證法的“非此/即彼”，而要對話主義的“既/又”。巴赫金思想的靈魂是把存在看作永不休止的行動，看作巨大的活力，在自身所驅使的各種力量之下，永遠處於創生過程中。這種活力可以被看作離心力與向心力彼此不斷搏鬥而形成的引力場。離心力使事物彼此相異、分離、區分，向心力則使事物相聚、統合，同一。離心力促發運動、變易和曆史；這種力渴求變化和新生活。向心力導致靜止，抵製變易，憎惡曆史，企望絕對的死寂。[59]
這裏需要加以密切關注的一點，是雖然結構主義和巴赫金學派都對事物的二元對立性質加以關注，但其出發點和初衷卻截然不同。一般說結構主義關注事物的二元對立性質，目的是為了找出事物背後的本質特征和基礎（因而是一種本質主義或基礎主義）。巴赫金關注事物的二元對立性質，卻是意在表明：一切在變化之中，一切在生滅之中。巴赫金在臨終之際請人複述了《十日談》裏一個惡棍被封聖的故事。這個故事所能引出的道德教訓，是一個“一直使形而上學困惑苦惱”的狀態：“一切都沒有完結，沒有終極的定論，沒有所有人都無一例外都要接受的、窮盡了一切可能性的終極解釋。”我們的無知乃是構成對話主義的前提。再完美的思想體係也會有裂隙和漏洞。“巴赫金對命定的不確定性感到欣喜，他稱之為一條不斷拓展的道路，永遠沒有死亡的終點。對話主義就是關於這種交流的形而上學（a metaphysics of the loophole）。”巴赫金的對話主義是開放性的，因為他堅持認為人們在對話中能夠創造出意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