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巴赫金在其理論著作中沒有明確地就信仰問題發表看法，而且似乎還有意回避此類問題，但巴赫金與俄國宗教哲學的曆史淵源和深刻關聯卻是毋庸置疑的。巴赫金刻意回避宗教問題與自身的牽扯，其原因自是不言自明：20世紀20年代早期蘇聯政府大規模取締宗教、消滅宗教、拆毀教堂等運動，這一切都不可能不對巴赫金生存策略的選擇產生重要的影響。巴赫金當年在列寧格勒期間，便以“隱士”聞名於他那個小圈子，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早年巴赫金在十月革命前曾積極參與帶有宗教哲學色彩的各類學會組織的活動，但在1928年被捕之際，卻也不得不因有染於宗教問題之嫌而受難。所以，鮑恰羅夫在《關於一次談話和有關這次談話的若幹問題》解釋了巴赫金何以會在其著述中對宗教問題有意回避和保持沉默的原因，在於早在20世紀20年代他就開始擔心會由於宗教問題而受到迫害。[24]
當前國際學術界在追溯巴赫金學術思想的源流時，與西方思想家的比較往往做得很多也很詳盡，但對巴赫金所接受的俄羅斯思想傳統，似乎更應該予以優先關注才是。這裏的問題在於：雖然巴赫金可能也比其他人更有條件接受西方的影響，但歸根結底他是一位出身於俄國、生長在俄國的思想家，俄國文化才是其思想的母體和土壤，這個主從關係是不容顛倒的。巴赫金與俄國宗教哲學思想的最基本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認為精神和意識是社會以及整個存在的發展的動力因，但他的知性著作卻是建立在內在的宗教體驗和啟示之上的。如巴赫金的複調小說理論原本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理念毫無關係。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複調小說理論從內在方麵來說與作家對於“聚議性”（communality，соборность，一種相互同情、共同負擔，集體負罪負責的精神）的理解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