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問題上，巴赫金與中國文化思想可謂如響斯應，若合冥契。這是不是俄國文化的東方性在這位思想家身上的表現我們無法遽然斷言，但巴赫金仰慕中國文化卻是事實。如果從語言及意識中所包含的辯證思維入手，我們會發現，巴赫金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共性特點實在大得出乎我們意料。錢鍾書先生曾在《管錐編》中，對“歐洲中心論者”的始作俑者黑格爾略有微詞：
黑格爾嚐鄙薄吾國語文，以為不宜思辨；又自誇德語能冥契道妙，舉“奧伏赫變”（Aufheben）為例，以相反兩意融會於一字（ein und dasselbe Wort für zwei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無意蘊深富爾許者。其不知漢語，不必責也；無知而掉以輕心，發為高論，又老師巨子之常態慣技，無足怪也；然而遂使東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102]
錢先生對黑格爾的批評是切中肯綮的。黑格爾的要害就在於不懂中國文化而敢放言中國文化——出醜是必然的。中國文化的本質特點鮮明體現在她的語言機製中。文字是一種民族文化的身份證和基因。在我們優美而又豐富的古代漢語中，“以相反兩義融會於一字”的現象，可謂比比皆是。
我們憑語言和概念弄懂世界。20世紀最重要的語言學家之一索緒爾解釋說，概念，正如他所說，隻有在與它們的反麵不同時，才有不同的意義。所以我們在第一瞬間很快通過在我們心裏樹立相反的另一極來弄懂事物——快樂與憂愁、富與窮、自然與文化……這一類東西無止無盡。我該加一句說我們並不是有意識地這樣做，概念因與其他概念的關係而有意義……最重要的關係當然就是對立。[103]
從這一角度看，則漢語尤其是古漢語，可謂是說明這一點的豐富礦藏。姑再舉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