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語言轉向”為標誌，整個20世紀西方哲學業已成為語言哲學的一統天下。進入新世紀以來，語言哲學更是成為整個西方人文社科的前沿學科，說語言哲學包攬了西方哲學的全部，這恐怕已經不是什麽文學修辭法問題或誇張過度問題了。
如果說20世紀西方哲學是語言哲學的一統天下的話，如果說文學研究最終必將歸結為對文學語言的研究的話，那麽，語言，便成為各類人文學科關注的焦點和重心。語言本身、文化、哲學、心理……種種學科中的問題，最後都依賴於對語言究竟如何解讀、詮釋和闡釋。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闡釋學、敘事學、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西方20世紀以來的種種思潮和流派，種種理論和學說，無不以語言為其基礎。語言從來沒有被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哲學中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全都圍繞語言來展開。它們的出發點是語言，歸結點也是語言。語言猶如新的太陽係，眾星環繞著它而旋轉。彼得·艾夫斯指出，事實上，早在20世紀的“語言轉向”發生前，語言就在社會哲學和政治理論中發揮著十分重大的作用。[92]
在以文學中心主義為主要特征的俄國文化中，作為文化之載體的語言不能不占有十分顯赫的地位。俄國文化的起源便與西裏爾字母體係的創立為始基，任何一國民族的文化都與語言的創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俄國文化的千年曆史同時也是俄羅斯語言的千年發展過程。文化並不等同於語言，但沒有一定語言作載體的文化是從未有過的。語言哲學的奠基人洪堡特指出：“……然而有一樣東西性質全然不同，是一個民族無論如何不能舍棄的，那就是它的語言，因為語言是一個民族生存所必需的‘呼吸’（Odem），是它的靈魂之所在。通過一種語言，一個人類群體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個民族的特性隻有在其語言中才完整地鑄刻下來，所以，要想了解一個民族的特性，若不從語言入手勢必會徒勞無功。”語言來源於精神，又反作用於精神。“語言介於人與世界之間，人必須通過自己生成的語言並使用語言去認識、把握世界。語言記錄下人對世界的看法和存在於世的經驗，加之又有自身的組織和規律，於是，它逐漸成了一種獨立自主的力量，一個相對於使用者的客體，或者說，形成為一種獨特的‘世界觀’。每一具體語言都是這樣的一種‘世界觀’，它源出於人，反過來又作用於人，製約著人的思維和行動。但是，語言影響人，人也影響語言，而且，在人與語言相互影響的雙向關係中，歸根結底是人這一方起著決定作用，因為，語言（的形式和規律）產生的作用力是靜態的、有限的，而人施予語言的作用力則是動態的、無限的，出自一種‘自由性原則’。換句話說，人類精神可以自由馳騁，不受具體語言約束地進行創造，‘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一種語言對人來說都不可能形成絕對的桎梏’。”[93]薩丕爾也指出：“……語言是人類精神所創化的最有意義、最偉大的事業——一個完成的形式，能表達一切可以交流的經驗。這個形式可以受到個人的無窮的改變，而不喪失它的清晰的輪廓；並且，它也像一切藝術一樣，不斷使自身改造。語言是我們所知的最碩大、最廣博的藝術，是世世代代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無名氏的作品，像山嶽一樣偉大。”[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