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新階級能夠取代舊的製度，一種新的話語方式——在這種方式中封建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受到挑戰——就成為必需。巴赫金狂歡實踐中出現的離題式實踐為這樣一種新的話語方式的產生提供了機會，因為它們歡慶著“無所不屆之真理和權威的相對之光”。[129]
正如卡納耶夫所描述的那樣，“大使認為向他們的政府匯報關於水螅的新發現是他們的責任，同時一位解剖學教授萊開特，甚至宣稱未來將有兩件事為18世紀增光添彩：一是電的發現，一是淡水水螅的發現。他還援引一位巴金醫生寫於1742年的話：‘一種微不足道的小動物向世界宣告它的誕生並且改變了迄今為止宇宙的永恒秩序。哲學家們為這一發現感到震驚，詩人則會告訴你甚至就連死神麵對這一發現也會黯然失色……簡言之，看到這一景象的人會感到頭暈眼花的。’”[130]
除了卡納耶夫以外，最常被人提到的小組成員，還有科甘。關於他，學界一般認為“他（指巴赫金——筆者）對赫爾曼·柯亨的批判和闡釋以及後來對馬堡學派其他成員的接受和欣賞是通過他親密的指導者和朋友米·伊·科甘過濾過的，科甘曾在柯亨指導下學習，並旁聽過當時德國各個大學的課程。”[131]
總之，“在巴赫金群體中除了巴赫金自己，沒有任何人著手解決創造‘第一哲學’的任務，但也正是這一顯著的創作定向為巴赫金在這一組人文學者中的優勢地位提供了保障，他們都和他具有相同的思維方式，並且他們也和他一樣堅定地相信哲學是‘所有學科的元語言’，而這使得巴赫金成為在討論中被人們討論最多、關注最多的小組成員。”[132]如果不參照他的小組就無法理解巴赫金，而且這不僅隻限於小組成員在學術和哲學探索中相互分享的那些方麵，因為這一點實在是再明顯不過了。不參照他所屬的群體之所以無法理解他，是因為“巴赫金小組”和他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以及長篇小說話語問題的著作一樣，也許是他最主要的創作成果。“巴赫金小組”同時既是源泉，也是創造的目的，而且也是對話學說的一個非常特殊完整統一的文學紀念碑。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複調小說是文學藝術中複調傾向最完美最輝煌的表現的話，那麽在“巴赫金小組”中，在每個學術團體中都有所包含的對話原則達到了很高甚或是最高的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