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國，采用小組的方式進行思想的探索早已成為一個傳統：19世紀初的希斯科夫派和阿爾紮馬斯社，十二月黨人的綠燈社、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協會，屠格涅夫參加過的斯坦凱維奇小組，陀思妥耶夫斯基參加過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斯拉夫派的集會，19世紀末20世紀初“白銀時代”久負盛名的以維亞·伊萬諾夫為首的“塔樓”、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家的沙龍，奧波亞茲喜歡聚集的勃裏克家的客廳……總之，俄國自有知識分子以來，沙龍和小組便成為各家各派知識分子進行活動、發揮影響力的一種特殊方式。這種聚會一般都有一個主要組織者和主人，但以自願原則參加的成員，並不需要犧牲自己的個性而屈就什麽人或什麽原則，而是可以自由地在同一主題下發表自己的獨具個性的見解。如果想要概括一下此類沙龍小組活動的特點的話，那麽，也許俄國文化中的“聚議性”是個很恰當的詞。在籠罩著濃厚俄羅斯式聚議性氛圍的小組中，既重思想的趨同也重思想的個性，在同中求異，在異中求同。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說：在當年奧波亞茲的活動中，他們認為凡是在小組內討論中說出的思想，都屬於集體而不屬於個人，“讓我們把月桂枝上的每一片葉子都投入火中來吧”！
其實，巴赫金小組當年同樣也是在與此相似的氛圍中進行工作的。在這個小組裏，巴赫金無疑是其核心和軸心。誠如《讚成與反對：米哈伊爾·巴赫金》所說的那樣：“巴赫金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宇宙，一方麵，他把自己圈子裏的集體聚議性的成果都吸納進來；另一方麵，他使小組成員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存在問題上，成員們圍繞著他，猶如圍繞在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邊一樣……他以其個人的魅力使其周圍的文化風景變得生動活躍起來……”[92]在世紀之交那樣一個社會曆史急遽轉型、文化經曆劇烈變革、學術界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合流，自然科學領域裏一係列巨大發現正在強烈衝擊著人類固有的思維方式的時代，巴赫金小組也和同時代其他知識分子小組一樣，思想活躍，活動頻繁。在此類活動中，語言似乎並未構成任何障礙。“語言的界限和障礙實際上並不存在：此類聚會或座談會的所有參加者們差不多都熟悉和自如地掌握主要的歐洲和東方語種。常常可以聽到古代雅典語和羅馬語，猶太語和漢語、印度語和阿拉伯語。討論涉及各種有關藝術與科學、哲學與宗教的問題。人們在對真理進行集體探索。”[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