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巴赫金學派與文藝學的“第三條道路”
如前所述，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奧波亞茲的主要成員們並沒有“置若罔聞”，而是努力吸取並盡量迎合。到了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初期，文壇風氣已經與早期大不相同了。經由“拉普”的活動，到20世紀20年代後期文壇已經漸漸趨於穩定和統一。在1934年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前後，文壇各派勢力已經被統一的蘇聯作家協會所取代，與此同時，文藝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眾聲喧嘩、多部合唱似的局麵，漸漸被獨白和獨唱所取代。混沌走向整一，喧嘩走向靜寂。在這樣的大形勢下，前奧波亞茲成員們在認真反思之後，也相繼開始轉變方向。其中，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與形式主義固有理論結合起來，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很重要的方麵。正如邁克·加德納所指出的那樣，20世紀20年代，正在凱歌行進中的俄國形式主義，曾經發生過一個引人注目的“社會學轉向”（sociological turn）。[1]
維克多·厄利希——西方著名的俄國形式主義研究家，羅曼·雅各布遜的及門弟子——在其名著《俄國形式主義：曆史與學說》的前言中指出：“也許我們應當指出一點，即形式主義‘死’得略有些早，而且至少部分原因是由外部因素導致的：形式主義批評家再次陷於沉默不是因為他們思想枯竭了，而是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無論持有什麽思想都不受歡迎。但是一個批評流派的成就是不能用其壽命來衡量的。關鍵問題不在於特定運動持續的時間有多長，或其被允許存在的時間有多長，而在於它是否有效地充分利用了曆史給予它的這一機遇期。”[2]
而奧波亞茲成員們最後堪稱悲壯的努力，其實就是在盡量充分利用這一難得的曆史機遇期的結果。什克洛夫斯基本人在20世紀30年代中寫作的文章和著作，也大都體現了這一意圖。他於此期出版的《散文論》（通譯名，但實際應譯為“小說論”）、《關於小說的小說》等，都表現出想要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與敘事學結合起來的意向。但不客氣地說，二者的結合在什克洛夫斯基筆下並不成功，在許多情況下，它們猶如兩張皮，彼此之間缺乏有機的關聯。艾亨鮑姆在此期寫作的《青年托爾斯泰》中，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引入文學語境因素，把傳主放在特定曆史環境中加以考察，從而大大超越了早期那種單純從文本出發的狹隘視野。特尼亞諾夫20世紀30年代致力於曆史題材小說創作，其所著《丘赫裏亞》成為蘇聯兒童文學名著，這似乎也可以被定義為社會學轉向後取得的顯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