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是他那個時代在其批評視野裏囊括了該時代差不多全部主要文學現象的批評家之一。由於時代的局限，今天，我們關於當時曾被托洛茨基評論過的那些文學思潮與流派，當然已經有了世所公認、比較客觀比較科學的觀點和看法了，但這絲毫也不會降低托洛茨基文學批評的社會意義和理論意義。在托洛茨基看來，文學批評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能在讀者的心靈和作家的心靈之間搭起一座闡釋學的橋梁。而且，在此之中，形式標準和社會標準密不可分。然而，實際上，政治上的實用主義常常迷惑托洛茨基的美學眼光。在許多場合下，對他來說，社會益處要重於作品的藝術優點。
在如今人們所說的“白銀時代”裏曾經有過的差不多所有文學思潮與流派，差不多都被納入了托洛茨基的視野。如果我們想到他是一位職業革命家，身上擔負著那麽繁重的領導任務，我們便會對托洛茨基的廣博知識和學術素養所震驚。在戎馬倥傯之際，甚至乘著專列奔跑在國內戰爭危機存亡血火紛飛的各條戰線之間的他，居然仍能擠出業餘時間，閱讀大量文學作品，涉獵之廣，發掘之富，令人瞠目結舌。他憑借嫻熟的外語優勢，直接閱讀大量原文文學作品，寫有大量涉及基礎理論和文藝現象的文章和書評。凡此種種，是我們理解托洛茨基文藝理論和批評風貌所必不可少的語境條件。活躍在那個時代的“路標派”、“新宗教意識運動”、“謝拉皮翁兄弟”、新農民詩歌、象征主義、阿克梅主義即新古典主義、未來主義等，都未能逃出他的視野。但他論述俄國未來主義的專章是最值得注意的。
托洛茨基對於未來派的論述，與我們的主題也有很密切的關係，其原因在於：俄國未來派和俄國形式主義（奧波亞茲）實際上是同一場運動的兩麵：未來派是著重創作實際的一麵，而形式主義則是這同一場運動的理論表述一麵。這一出自美國資深研究家維克多·厄利希的觀點，也是為我們所讚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