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對話：奧波亞茲與文藝社會學
俄國形式主義和巴赫金在整個20世紀都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在從“狂飆突進”到被迫沉默的整個過程中，在文藝理論史上第一個以作品本體論為價值中心的文藝學流派，和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托洛茨基、布哈林、盧納察爾斯基等人——之間所展開的一場對話，無疑會給今天的我們以無比豐富的啟迪，從中得出的經驗和教訓，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應當具有什麽樣的品格，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與俄國形式主義這樣一種本體論文藝學與在21世紀下半葉風行國際的巴赫金學派之間，是否有“調和”或“互補”之可能，以及怎樣進行“調和”和“互補”等等，都會給我們有益的教益。
維克多·厄利希在其名著中指出，麵對形式主義學派在1921～1925年間在學院內部和學術界所獲得的巨大成功（即所謂“光榮的凱旋”或“狂飆突進”），當時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們似乎“也很難站穩其固有的立場”。這也就意味著，對於“被蘇聯官方批評界宣布為研究文學的唯一合法方法和革命時代唯一值得具有的學說的‘曆史唯物主義’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形式主義“構成了嚴峻的挑戰”。這樣一來，於是在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整個蘇聯時期，以馬克思主義者們與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們為一方，以俄國形式主義為另一方，二者日益強硬的交鋒和對立，於是就勢不可免地發生了。二者之間的對立，不單單是一個相互鬥爭以爭奪蘇聯文藝學領導權的問題，而更多地表現在奧波亞茲與當時馬克思主義者們之間在批評信念和文學觀方麵的對立傾向的衝突。[1]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俄國形式主義和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之間，並未發生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爭論，因為“在20年代文學中在馬克思主義和形式主義理論之間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真正意義上的爭論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由於缺乏最起碼的共同點而隻是一味突出其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差異和矛盾的爭論中，甚至就連那些以馬克思主義自居的一方，也根本不引用馬克思、恩格斯或列寧關於文學藝術的言論為依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