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凡此種種批評意見的反應，在艾亨鮑姆的日記中都有所記述（1928年7月15日）。什克洛夫斯基在私下交談中，小心而又婉轉地征詢和規勸艾亨鮑姆，說這次讓步是不是太大了。而艾亨鮑姆卻不這麽認為。那麽，為什麽什克洛夫斯基認為讓步大，而艾亨鮑姆卻不這麽認為呢？結論可以從對創作過程的追溯中求得。根據艾亨鮑姆的記述，他早在1925年12月2日聆聽完奧托·克萊施別列爾指揮的貝多芬的交響音樂會以後，便突然意識到自己在正在寫作的著作中，忽略了一個“環節”，必須對手稿進行較大幅度修改，以便使轉折不至於顯得太突然。而此時的艾亨鮑姆，據他自己的記述，已經意識到形式主義作為運動已經完結。“怎麽辦”成為橫在他麵前的“俄國式的經典問題”。同月的15日，在閱讀特尼亞諾夫的曆史小說《屈赫利亞》的開頭時，他感到自己似乎觸摸到了答案。他想，自己是否也寫一種近乎於曆史小說的東西？這一念頭很快滋生發展，並和他有關“代”的意識結合。在寫於1926年4月5日的日記中，艾亨鮑姆打算寫一部仿佛是新的俄國知識分子史，即從理念出發。從卡拉姆津開始，經過一代代人，一群群人，貫穿整個19世紀。以托爾斯泰、勃洛克作結。但整個輪廓尚不清晰，不可遽然動筆。1927年1月21日，在和利夫希茨談話後，他寫道：“應該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采取某種行動。大學教學生涯已無可能。”1927年2月16日，在給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他寫道：“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傷疤已然結了痂。”教學生涯結束後，除了編輯工作，他已別無選擇。由於工作的變動，他極不情願地放棄了寫幾代知識分子史的構思，而集中精力描寫托爾斯泰的個性成長史。在1928年3月1日的日記中，他寫道：“題目不可太大。隻能集中寫一個人身上引出的一條線索。”此後，《列夫·托爾斯泰傳》的寫作工作進展極其順利。1928年春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且看他在日記中的記述（1928年3月6日）：“一整天都生氣勃勃，輕鬆愉快——能總是這樣就好了。寫作進行得異常順利。開始感到這本書能寫好……”3月7日：“仍然感到很輕快，為生命而歡快，這樣的感覺很久沒有過了。深深陶醉於這本書的寫作中——但願這樣的感覺能一直持續下去。”3月20日：“感到自己已經步入一個新領域——精神煥發、甚至智慧超群。”3月30日：“寫得興致勃勃——從未有過的痛快……結果依我看會很重要——以前寫任何一部書時都不曾這樣過。最重要的是徹底的自由和開放。感到自己簡直幸福至極……”7月20日：“高興地宣告：全書告竣。殺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