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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納在中國接受之我觀—序劉雪楓《朝聖——瓦格納的拜羅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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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劉雪楓寫了一本叫《朝聖——瓦格納的拜羅伊特》[1]的書,我樂意為他寫一篇文字,推薦這本書,同時也發表一點我個人對在我國介紹瓦格納的淺見。

雪楓同誌是一個瓦格納愛好者和研究者。由於他對瓦格納執著的追求和辛勤的研究,他熟悉瓦格納的程度—如德國的一句俗話所說—“像知道自己背心口袋裏裝有什麽東西一樣清楚”[2];他對瓦格納的愛好非同一般,他不讓自己對瓦格納的愛好停留在個人的維度上,而是推己及人,做了許多幫助別人了解和欣賞瓦格納的工作,也就是說,他在我國做了許多瓦格納的普及工作,用句有文學味的話說:他把他對瓦格納的愛灑向人間。根據多年來的觀察,我認為,他的努力為瓦格納在中國的影響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麵。

瓦格納是西方的一個重要作曲家。西方音樂史上有許多重要的音樂家,但瓦格納的重要性非同一般,他的音樂在西方音樂的發展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對西方的傳統歌劇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人們把他的歌劇稱作“樂劇”,這個名稱的改變[3]表明了他歌劇創作以表現戲劇為目的,音樂是表達戲劇的手段。他為了更充分地表達1848年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失敗後的時代氛圍:在創作中集中反映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普魯東的資本主義批判,以及巴庫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他的歌劇創作腳本是他自己寫的,他認為每一個歌劇都應該是詩歌和音樂的結合。特別是在他的晚期創作中,將管弦樂和人聲整合為統一的交響織體;改造了傳統歌劇的分段結構和歌劇中詠歎調和宣敘調的嚴格界分,還創造了全新的音樂語言和手法:表征動機[4],以此建構了所謂的“無終旋律”。頻繁的轉調和廣泛地使用並加以擴展了的裝飾性的和聲外音,使有調性的結構產生了無調性的音樂效果。獨立的、自成一體的銅管樂配器結構使管弦樂隊銅管部分的音樂效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聲樂部分為了注重戲劇效果以對唱和獨唱代替了重唱,新的歌劇理念使人聲必須取得與器樂的交響平衡。這些原因使瓦格納的歌劇演出改變了對聲樂藝術的技術要求,其結果便是打破了長久以來占領歐洲歌劇舞台的意大利“美聲唱法”(bel Canto)的霸主地位。舞台美術和聲光技術的設計和應用也是要配合通過音樂來實現的戲劇目的的,因此它們也是實現他以戲劇為中心的各種藝術的綜合即所謂“全體藝術”(Gesamtkunst)的組成部分。他在歌劇創作中進行的音樂創新就此成了從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音樂過渡到20世紀現代音樂的橋梁;他成了西方音樂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要人物。他的創作具有強大生命力,他那八個含義深刻的歌劇[5]至今在世界各地頻繁演出;為了使這些作品適應變化了的時代,導演們做著各種各樣的詮釋和嚐試,但不管怎樣翻新花樣,瓦格納的藝術創造還像當初一樣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