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已有許多關於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評價體係的理論研究成果和設計嚐試。在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研究方麵，國外的討論側重於生態環境與對外貿易的相關性研究以及對外貿易的生態效益的計量。相關的實證研究方法主要有：通過引入環境要素來擴展2×2×2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在定量分析環境要素稟賦不同的國家間開展自由貿易給各自帶來的環境影響，如Murrell和Ryterman（1991）；利用投入產出模型（Input-Output Model）來計算汙染物排放成本的節約，從而測算經濟係統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如Walter（1975）、Robinson（1988）；借鑒“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或局部均衡模型直接分析資源密集型初級產品出口帶來的環境影響，如Burniaux（1992）；借鑒環境貿易效應模型，發現環境汙染與經濟增長的長期關係呈倒U形關係，如Grossman和Krueger（1993）；繪製貿易發展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 Kuznet Curve）來分析開展對外貿易與環境質量的相關關係，如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利用時間序列對汙染型產業是否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做出判斷，如Sorsa（1994）、Low和Yeats（1992）；對相對低收入水平國家是否具有汙染性商品的比較優勢的研究，如Copeland和Taylor（1994），Beghin、Roland-Holst和Van der Mensbrugghe（1997）；對貿易開發與環境損害的關係的研究，得出一些與大家的直覺相反的結論，如Tobey（1990）、Grossman和Krueger（1993）；對貿易自由化與汙染密集型產業的相關性研究，如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1998）。
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對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問題進行了許多探討，歸納起來主要集中於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必然性、含義、原則以及實現對策建議四個方麵。沈根榮（1997）認為，當前我國處於經濟轉軌時期，轉變舊的外貿發展戰略，製定我國外貿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我國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國對外貿易本身發展的內在要求；張作鵬（1998）提出，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具有以下幾點含義：對外貿易總體規模、對外貿易的經濟效益、對外貿易的社會效益、對外貿易的技術效益、對外貿易的生態效益、對外貿易的資源效益；資樹榮（2001）認為，可持續發展貿易是適應可持續發展要求的一種全新的貿易模式，其內容至少包括貿易品的可持續生產、可持續貿易商品構成、可持續貿易的國際市場、可持續貿易運輸與可持續貿易政策五個部分；沈根榮（1997）認為，實現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必須遵循效率、持續性和公平性三個基本原則；薛榮久（1997）等學者認為，要以可持續發展理論作指導，製定規劃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戰略；張作鵬和趙曉晨（1999）及夏友富（2000）等人提出了對外貿易要從計劃體製下的粗放型增長向市場體製下的集約型和效益型轉變，要製定與環保政策協調的綠色貿易政策立法，將環境成本內在化，使外貿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緊密結合，還應轉變觀念，開展綠色營銷、開發綠色產品，加強國際合作，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此外，針對國際貿易可持續發展評價體係構建問題，國內學者也有不菲成果。袁永友、劉建明（2004）對創建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指標評價體係進行了思考，指出指標的設計取向與原則應該是從經濟全球化趨勢著眼，從社會經濟整體結構和綜合功能出發，以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為經濟目標，以開放、改革、發展為設計基本取向，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構建7類二級指標的構思：對外貿易規模總量評價指標、服務/貨物貿易總量比例評價指標、貿易收益增長比例評價指標、對外貿易經濟效益評價指標、對外貿易技術效益評價指標、對外貿易生態效益評價指標和對外貿易資源效益評價指標；孫治宇、趙曙東（2010）以江蘇省為研究個案，探討了建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係，在他們的研究中，提出了設計9類二級指標的思路，較之前人研究增加了對貿易競爭力、貿易的市場結構和貿易社會效益的考察；類似的指標構建研究成果還有郭峰濂（2005）、蒲豔萍和王玲（2007）等。我們僅列舉兩個典型的指標設計思路，如表1-1和第2章的表2-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