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英譯者在翻譯前期的準備工作和翻譯構成中需要參考曆史上各個時期的莊子學研究成果。莊子學簡史的梳理為《莊子》文本的研究奠定基礎，從文本分析向翻譯研究過渡。考察英譯者參考的藍本，發掘該藍本在莊子學史中的地位和曆史價值，可以為譯本的評估提供參照，同時，理清莊子學發展的脈絡可以為英譯的理解和評論提供依據。
一、莊子學簡史
戰國秦漢——莊學發端 春秋時“禮崩樂壞”，諸侯並起，百家著書立說，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麵，各學派互相評論，最早對莊子的評論來自惠施和荀況。惠施批評莊子“子之言大而無用”[1]，荀子批判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2]。《呂氏春秋》一書中引《莊子》的文字多達五十多處，卻為了闡述作者的政治主張而對其思想和內容進行了創造性的闡釋，書中“貴生輕物”的主張繼承了莊子的養生論。西漢的劉安的眾門客集體編寫的《淮南子》援引《莊子》的段落甚多，同時對《莊子》的道論和修養論都有闡發。劉安本人著有《莊子略要》和《莊子後解》。
魏晉時期——玄風清談 漢末魏初，曆盡激烈的政治鬥爭的人們渴望清明的政治環境，老莊思想得到了魏晉名士的青睞，清談之風興起。曹魏集團的代表人物夏侯玄等人倡導清淨無為的政治，當時注莊者多達幾十家。“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繼承並發揚了莊子的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改造了莊子的逍遙義，企圖調和名教與自然的矛盾，發展了“獨化”、“名教即自然”的哲學體係。郭象吸收了前人的注釋，並“以義去取”而刪定的三十三篇《莊子》成為學界的定本，流傳至今。郭象的《莊子注》開辟了莊子的顯學地位，有曰：“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曰，卻是莊子注郭象。”[3]東晉南北朝時，佛教盛行，佛學與道家學說互相滲透，莊子學染上了濃厚的佛學色彩，此時許多知名高僧研究莊子，例如慧遠、支遁等。東晉道教迅速發展，葛洪對莊子思想吸收改造，著《修訂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