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馮友蘭英譯《莊子》的背景
1926年，馮友蘭受燕京大學的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邀請，在北京的“華語學校”開了一門課，為一些來華的外國人講《莊子》。華語學校是居住在北京的外國人為了解中國文化而自辦的一所學校。這門課的讀本就是後來的馮友蘭《莊子》英譯本，1931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英文《莊子》。
馮友蘭譯《莊子》之前已經存在有好幾種譯本了。當談到他為何提供了一種新的譯本，在1928年的英譯《莊子》自序中，他舉出的理由是：“首先，翻譯就是一種解釋和評注。就《莊子》各種英譯本而論，它們從語言文學的觀點看可能是很好的，有用的。但它們解釋《莊子》，似乎尚未觸及著者真正的哲學精神。換言之，它們在語言文學方麵是成功的，但在哲學方麵則不然。由於莊子著作，有如柏拉圖的‘對話’，雖是文學著作，但更是哲學著作。看來就需要一個新的譯本，更加著重在莊子哲學上。”[1]從馮友蘭的這段話中我們有兩點發現：第一、馮友蘭給翻譯下的定義不同於古今中外的譯者和翻譯理論家。“翻譯即解釋”或“解釋性翻譯”這樣的表述在西方翻譯理論中並不鮮見。闡釋學的集大成者伽達默爾認為：“任何翻譯的同時也是解釋，我們甚至可以說，翻譯就是譯者對所給定的詞語所進行的一個完整的解釋過程。”[2]但認為翻譯也是“評注”的，馮友蘭應該是第一人。因為“評注”意味著發表譯者個人的看法和觀點，這與翻譯強調“信”、“忠實”的傳統相背離。但對於哲學家來說，不亦步亦趨前人的觀點，有自己的看法、思想難能可貴。可見馮友蘭譯者與哲學家身份的糅合體現在了他的《莊子》英譯本中。第二、馮友蘭英譯本首要目的是突出《莊子》的哲學思想。至於如何著重強調《莊子》哲學，馮友蘭並沒有明說，但與其他譯本的對比中，我們發現大量對郭象注釋的英譯，是馮友蘭譯本不同與其他譯本的突出的特色，一千七百多年來，郭象都被認為是注釋《莊子》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