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瑞漢被《泰晤士報》稱為：“世界公認的中國哲學和語言研究的重要權威，中國哲學與詩詞的天才翻譯家，把中國古代的生活信念介紹給西方的傑出闡釋者。”[1] 葛瑞漢研究《莊子》的進路是從莊子學派思想史著手的，試圖理清莊子及其後學思想派別的沿革變遷並追尋其線索。葛瑞漢莊子學的指向是莊子思想的邏輯發展史。他對《莊子》文獻做了重構式的研究，並且把自己的研究思路貫徹到英譯本中去。
一、重譯思路
在葛瑞漢之前，已經有翟理斯、理雅各和華茲生等學者出版了《莊子》的英譯文。葛瑞漢認為他們的譯文均有局限，認為他們大部分沿用傳統的評論沒有把握住原文的語言學和哲學問題。葛瑞漢的審美注意力集中在原文的形式上。他認為《莊子》文中有多處不連貫，文體混雜，並由此推定是後來的編者把零零散散的段落匯集成文。他認為既然我們現在讀到的《莊子》是後人集結成篇的，譯者沒有必要把《莊子》處理得好像它是當今的“書”一樣，因此葛瑞漢賦予自己編者的責任。
他批評其他譯者對中文《莊子》的亦步亦趨，他們為了使英語譯文看起來通順流暢而試圖掩蓋原文的不連貫、不通順、文體混雜、各組成部分年代與風格迥異等問題。這樣的翻譯不僅譯者自己不知所雲，讀者也會認為莊子時而語言生動，時而囉嗦。“莊子條理清晰地表達著他最不和諧的觀點……奇怪的變成了一個異想天開、嘮嘮叨叨的上了年紀又自以為是的人，在雜亂的話語中你一隻耳朵聽他的話，並相信他會不時的用活潑的短語、醒目的格言或精彩的故事喚起你的注意。”[2]
葛瑞漢力圖打破傳統的磕磕絆絆的、一句句完整的散文翻譯。他很讚賞韋利的譯文，認為韋利從《中國古代思想的三種方式》選譯部分故事的做法是妥當的。葛瑞漢認為在原文文體混雜、段落間邏輯不連貫的情況下，試圖跟隨原作者的語句順序，追求理想的完整的翻譯是無意義的，危險在於翻譯的越多，它能傳達的東西越少。基於上述考慮，他的譯本采取了以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