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時期的文教政策
（一）崇儒興學
自東漢後期至魏晉南北朝，社會動亂，儒學地位下降，佛教、道教日益興盛。到隋朝建立以後，政府逐漸認識到儒學在和平統一時期教化百姓、培育人才方麵的巨大作用。從隋文帝開始，隋政府積極提倡儒家教化，統一思想，下令廣泛征集儒家經典，並以高官厚祿禮聘天下儒士集於京城，下令自京城至州縣均設學校，隋文帝還親自至國子監參加典禮。
唐高祖在開國之初，就“頗好儒臣”。為了提高儒學的地位，在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624年頒布《興學敕》，要求“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唐太宗更是登基前就在王府內設立文學館，召集房玄齡等十八名儒為學士。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下令以孔子為先聖，以顏回為先師，並令各州縣學設立孔子廟。貞觀十四年（640年），令孔穎達會同諸儒撰寫《五經正義》，頒行天下。這是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頒布的經學權威著述，成為全國官學的統一教材，學校成為施行經學教育的場所。同時，也再次統一了儒學，基本上結束了儒學內部的派別之爭，維護了儒學的統治地位。唐以後諸帝在文教上也基本上執行尊崇儒術的政策。
（二）兼融佛道
隋唐崇尚儒術，與此同時也兼重佛教和道教。特別是佛教，在隋唐朝時期得到了很大發展。隋文帝和隋煬帝大力提倡佛教，甚至一度廢太學、四門學及州縣學，命天下諸州建佛塔，興佛教。因此隋代佛教的地位超過了儒學，隋朝也成為當時佛教研究的中心。隋朝在提倡佛教的同時，對道教也予以一定的提攜，但不及佛教的地位高、影響大。
唐朝注重平衡儒、佛、道三者的關係。從整體來看，佛教在唐朝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道教則由於李唐皇室奉道家開創者老子為始祖，受到維護支持，空前活躍。唐高祖在一份詔書中就宣稱“三教雖異，善歸一揆”[1]。唐太宗認為三教殊途同歸，支持玄奘譯佛經。武則天也認為“佛道二教，同歸於善。無為究竟，皆為一宗”[2]。整個唐代，儒、佛、道三教雖間有此消彼長的矛盾，但總的來說形成了政治上儒術居於主導地位，佛教和道教作為信仰和精神寄托共存的局麵，為宋明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