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漢的文教政策
（一）秦代的文教政策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了六國，建立了君主專製的高度中央集權國家。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君主集權的封建統治製度，秦朝以法家思想指導教育實踐，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主要包括：
（1）統一文字。先秦時期，由於各諸侯國的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不同，所用文字也有差異，不利於秦統一後政令的推行。因此，秦朝建立以後，以小篆為文字形體的標準，采取“書同文”的政策。這是使漢字走向統一、規範、定型過程中的關鍵性一步。文字的統一，對中國文化和教育發展無疑具有重大貢獻，對形成中華民族統一的文化心理也有不可輕視的作用。
（2）嚴禁私學。在中國教育史上，春秋戰國時期是私學發展的鼎盛時期。秦統一六國後，出於加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政治需要，嚴禁私學，並采取了“焚書”“坑儒”等殘暴措施來達到這—目的。
（3）吏師製度。為了達到思想的高度統一，使法家思想深入人心，秦采取了由執法官吏擔任教師的教育政策。這種將官與師結合起來，取消專職教師的製度，無疑是教育發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二）漢代的文教政策
漢初總結了秦朝速亡的教訓，摒棄嚴刑酷法，奉行“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說。到漢武帝時期，國力已基本恢複，社會也麵臨著新的危機，“無為而治”已經不能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必須采取新的政策。於是，在文教方麵，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的三大建議，確立了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中心的文教政策。為確保儒術“獨尊”，采取了以下幾項主要措施：
（1）“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主張以儒家思想作為統一思想學術的準繩。他認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誌的神。帝王“受命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但他指出，政令的統一必須以思想學術的統一為前提。因為儒家最重視正名定分，最適合於封建中央政體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張以儒家思想作為統一思想學術的準繩，他在《天人三策》中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絕其道”並不一定要取締各種學術，而是不給它們以發展的條件。通過大力尊崇儒學，給予儒生培養和做官的前途，儒學自然成為大多數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學派也就難以與之“並進”了。董仲舒這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建議，被漢武帝采納，開了中國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