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戰國時期的主要學派之一，其思想淵源可追溯到春秋時期在齊國成功推行變法的管仲。此後，李悝、商鞅、吳起等人使其漸趨成形，戰國後期韓非最終完成了法家理論的係統化。李悝（約前450—前390），魏國人，是最早從學者立場、以法理為依據論法的法家人物，著有中國第一部刑法法典——《法經》。商鞅（約前390—前338），衛國人，受業於李悝，著有《商君書》，他的言論和實踐促使法家與儒家形成了真正的對立。韓非（約前280—前233），韓國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並發展了商鞅的思想，著有《韓非子》，其學說為秦始皇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
一、論教育作用
法家認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人心總是利己而害人。“凡人之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70]上至君主大臣，下至士農工商，無論貴賤人人皆是。在處理相互關係時，父子君臣之間都是基於自身的利害得失，以計算之心相待。這種逐利的本性不是道德教育的力量所能改變的。既然不能指望人自覺為善，也無法借助教育使人改惡為善，那麽，唯一的對策就是設法使人不得為非，也就是利用嚴刑峻法約束、控製人的行為，從而實現社會安定。如韓非所言：“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71]基於這樣的思維邏輯，法家堅決反對儒家溫情脈脈的仁義禮智教育，轉而提倡賞罰分明的法治教育。法治教育的作用在於，矯正人性的自私，即通過賞罰使民眾“變其節，易其行”。以賞誘之，以罰禁之，由此使民眾的“私利”朝著“公利”轉化，使人的自然性（私利）與社會性（公利）得到協調統一。
二、禁私學，倡耕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