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爭雖然多有益處，如上文所講的“不爭而善勝”“不爭而能保全性命”等，但在有些時候，畏爭帶來的害處也多。因此，此處隻講畏爭的害處。
“和為貴”或“息爭”的態度，使中國人給他人一種容易相處、容易說話的感覺。然而，這種放棄“對抗”與“競爭”的態度，卻往往造成“自我”的弱化。因為，自我權利觀念的模糊，使堅強的“自我”疆界無法建立起來。在大部分中國人之間，它造成了一種將自己貶低才能獲得社會稱許的傾向，結果就形成了自我壓縮的人格。[15]這種自我壓縮的人格，很容易變成沒有“個性”的人格。例如，為了保持人際關係的和諧，中國人往往有迎合別人的傾向；有時，中國人在說出了自己的意見後，聽到別人不同的意見，就立即改口讚成；有時，自己有異議卻藏在心中，不敢說出來。這種自我壓縮人格，既然認為公然地保障自己的權益是不合法的，因此，對讓別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就比較大，對受別人利用、擺布與控製的敏感度就會比較低。而且，這往往會縱容與姑息不合理的事情，讓它們繼續存在。因此，在與人交往中，當出現衝突時，我們應該提倡積極的謙讓，而不應提倡消極的退讓，不能喪失個體的獨立個性與維權意識。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人利用他人畏爭的心理，以和為貴，低調處理，使“私了”成為一個“潛規則”，成為某些腐敗或犯罪可怕的幫凶。例如，在衝突處理領域，學者們發現，很多中國人由於擔心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受到損害，在麵臨衝突的時候，不敢直接處理衝突，而是回避衝突，其目的仍然是維持彼此關係的和諧。[16]Friedman等人設計了一個實驗情境，讓實驗者設想自己的某個想法或報告被他人竊取，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後是否會向對方討回公道呢？該研究發現，中國人比美國人更有可能選擇回避，而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擔心破壞雙方的關係。[17]因此，在麵對一些不良的社會風氣與現象或違法亂紀之事時，中國人也采取畏爭的心態，那麽，最後受害的就是自己。在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著的德國新教教士馬丁·尼莫拉的短詩仍令人們警醒：“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