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由於氏族解體不充分，血緣宗法製度被保留下來，因此，個體與宗族之間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祭祀）上仍然有著緊密的聯係，處於一種交融互涉的依賴關係中——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如《儀禮·喪服·傳》中：“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又如《禮記·曲禮》說：“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為了使大家能安於這種社會結構，社會倫理從小便訓練人們以家族團體的興盛與人際關係的維護為重，而以個人的意見、愛憎或榮辱為輕；從小到大，人們必須學會把握自己的身份，安於自己的本分，以使個人融入以家族為主的群體生活之中。經由如此這般的社會化，傳統的中國人大都會形成他人取向的性格特質，產生注重人際關係、社會關係和諧的道德心態。[38]
所謂他人取向，是指一種以人際關係為中心的認知與行為傾向。其特點是注重在人際網絡或團體關係中表現出適當的角色行為，以維持自己與他人的良好關係。在這種認知與行為的傾向下，個人生活的重點是應付他人，以使他人對自己不致有不良的印象。現代許多學者多以諸如社會取向（social orientation）或集體主義（collectivism）之類的概念來描述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39]。黃光國認為，儒家倫理、社會取向和集體主義等抽象層次甚高的概念，其實是通過一套由“人情”“麵子”“關係”和“報”所構成的社會機製而對中國人的社會行為產生實際的影響[40]。楊國樞提出，中國是“社會取向”的社會，社會取向是指個人與周遭環境建立並維護和諧的關係，將自己融入，以有效地達成集體及社會關係性目標的傾向。楊國樞認為，中國人相當重視外在的社會情境和社會現實，並且非常在意別人的看法，常常為了符合社會情境的特征與要求，違背自己的原意，表現出適合那個情境的反應，以迎合外界。他提出，中國人的社會取向有以下幾個重要特點。第一，強調人際或社會關係的和諧。中國人往往寧可犧牲個人的許多利益也要努力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起碼要維持一種表麵的和諧關係。第二，重視別人的意見或批評。中國人對他人的、家庭的或社會的意見和評價，看得比個人的好惡和評價還重。第三，重視因人、因時、因地製宜。“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外在情境一旦改變，個人的態度與行為也必須加以配合，以使自己的言行能時時具有社會的適應性，並能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能識時務，因人、因時、因地製宜，維持外表和諧得體的人際關係，才是社會生活的重點所在。第四，習於壓抑自我以求和諧。中國人因特別重視表麵社會關係的和諧，便格外講求壓抑自己，最好少活動、少說話，不把心中真正的意見表達出來。對“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裏仁》）最為推崇。第五，強調反求諸己而不外責。反求諸己是標準的中國人應有的做法。為了維持外界關係的和諧，常常先怪罪自己。由以上特點可知，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的主要作用在於應付外界，希望能夠維持自己跟別人的良好關係。[41]也有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及東方社會文化主要是集體主義取向。楊國樞提出，在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裏，必須以持久而穩定的小團體作為運作的單位。最能持久而穩定的小團體當然是以血統為基礎的家族，於是，家族的維護、和諧及團結成為最重要的事情，進而自然形成以個人為輕而家族為重的集體主義。[42]李慶善也認為，集體主義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也是個體對待社會和他人的行為方式。對於具有集體主義人格的人，把他叫作“集體人”，擁有一組典型的人格特征，其中之一是追求集體內部的和諧和團結，對不和及渙散十分敏感，由衷焦慮；極力避免矛盾衝突，千方百計地逃避爭鬥和分裂；以和氣、合群、人緣兒好、善處、寬容、不挑剔、不攻擊作為做人處事的規範。[43]從這些行為表征來看，在宗法製和家國同構思想的影響下形成的“他人取向”或“社會取向”的觀念均相當有力地描述了中國人人際和諧的心理與行為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