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職業教育發展凝結著無數職業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共同努力。國家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的科研工作，設立了大量的職業教育研究機構。1978年，國務院批準重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設立“教育製度研究室”，進行中等教育結構改革和職業技術教育研究，這個研究室在1986年改為職業技術教育研究室和成人教育研究室。後來，部分省市以及高校也建立了職業教育研究機構。1991年德國政府通過德國技術合作公司，支持中國政府建立了3個研究機構：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原中央教科所職教研究室並入）、上海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所、遼寧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所。此外，其他地區如江蘇、湖南、河北等也獨立設置了省級職教科研機構。
國內很多大學也設立了職業教育研究機構，如北京師範大學職業與成人教育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廣西師範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天津大學職業技術教育研究所、同濟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等。中、高職也設立研究室，如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另外，全國還有一些群眾性學術研究團體，如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等。初步形成了由職業教育行政部門、職教科研機構、職業教育院校和職業教育學術團體組成的，專兼職研究人員結合的規模龐大的科研隊伍。[23]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對於國外的人才培養模式、課程模式、辦學思想、管理機製以及在他國已證明有效的經驗有了基本了解，也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如何將其“本土化”。同時在中國本土也獲得了豐富的改革經驗，我國職業教育實踐體現了“兼容並包”的特征。實地調研發現，全國職業院校的各專業並不是統一采用某一種課程開發模式，而是結合各自的專業特色、地區優勢等，充分發揮各種模式的長處，獲得了很多適用於中國本土的有益經驗。如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引入的加拿大CBE模式，多個地區的職業院校對其DACUM課程理念及課程開發方法進行了實驗。我國在借鑒雙元製、CBE、MES等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具體國情，研發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課程模式，如“寬基礎、活模塊”模式、理論與實踐一體化的項目課程模式[24]，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課程結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