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在1986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到2000年基本完成“普九”，在14年“普九”的艱難曆程中，保證每個兒童接受九年義務教育，成為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用強大的政府和社會動員能力，用曆時20多年的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完成了人口大國積累人力資本的第一步。
一、不斷落實九年義務教育機會
和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也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教育機會的普及水平非常低。以改革開放為研究的起點，可以發現，到1986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時候，中國為所有兒童提供的普及的教育機會，還僅限於小學階段。1990年，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已經頒布4年了，但是，初中階段的毛入學率還不足70%。這就意味著，當時中國政府能夠給適齡兒童提供的初中教育機會隻有50%多一點，隻有一半多的學生能夠獲得初中教育機會。
到了1993—1994年，擴大初中教育機會開始“提速”，幾乎以每年5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到2002年，初中階段的毛入學率已經接近90%了，直到2012—2013年，初中階段的毛入學率才和小學階段完全相同，真正實現了“普九”全覆蓋（見圖2-1）。
圖2-1 1990—2016年中小學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的變化
當然，在實現九年義務教育機會全覆蓋後，保障教育機會的問題仍然存在，但是，問題存在的形式和采取的策略已經完全不同了。當前，義務教育階段保障教育機會主要體現為：（1）保證流動人口子女入學問題；（2）解決初中階段新的“輟學”問題。
二、義務教育機會分布的製度意義
按照教育發展的階段特征來說，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已經度過了擴張期，開始進入結構調整期，也就是我國教育政策中經常提及的“內涵式發展階段”，不同的發展階段已經使義務教育的核心政策問題發生變化。在擴張時期，義務教育的核心政策問題是應對資源短缺，是籌集和分配教育經費的財政問題。到了結構調整階段，資源短缺不再是核心問題，結構性問題凸顯出來，這時的教育機會問題，變成了優質教育機會的分配，而教育經費的配置標準，不再是稀缺而是高效使用，過多地用於提高教育質量，而教育質量又存在個體和集體質量觀的差異，以及不同群體對質量偏好的差異。這時，公共政策的目標越來越不清晰，多目標之間的衝突也越來越需要調整，義務教育需要體製改革，以提高自己滿足多樣化需求和實現優質均衡的能力，這便是義務教育的供給側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