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後期，報刊上出現了一些要求取消重點中學的文章。例如呂文升同誌在《杭州師院學報》上撰文指出：“現行的重點學校製度不是麵向全體青少年兒童，實質上是麵向少數。”
1986年5月，上海市教育局局長姚莊行宣布，上海今後不設重點初中，並且將投資重心從重點中學轉向辦學條件困難的學校。上海的改進措施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他們對重點中學政策存在著質疑。
1986年，在中國教育學會和四川省教育學會任職的紀大海先生對重點中學提出了批評[9]，他認為，重點中學製度，首先在中學產生了極為懸殊的兩極分化。例如，某縣級行政區有一所重點中學，三所一般中學。重點中學18個班，有大專學曆的教師53人，占該校教師總數的90%；三所一般中學共48個班，有大專學曆的教師73人，占三校教師總數的50%。此外，重點中學本科學曆的教師等於三校本科學曆教師的總和。並且，重點中學教師多為骨幹。教育經費的使用也是如此，1983年該區三所一般中學共得經費僅是一所重點中學的70%多一點。據統計，上海市1984年16所重點中學高考升學名額占全市高考升學名額的80%多，而270多所一般中學的升學名額僅占百分之十幾，有的區隻占5%左右。
其次，重點中學製度使多數學校失去了辦學的積極性，也使多數學生失去了學習的積極性。例如，學生們經由省重點選後，再由市地重點選，剩下的留給一般中學。這樣層層選拔帶來的結果使一般中學喪失了辦學的積極性，教師對提高學生質量感到沮喪。對於學生而言，則造成一種不良的心理，接踵而來的就是一係列社會問題。以四川為例，1984年重點中學在校學生數占全體中學生數的9%，一般中學在校學生數則占90%。層層拔尖，到頭來形成隻有少數人在競爭的局麵，而多數學生則被擠在競爭之外，調動不了多數學生來參加競爭。現實中表現就是，重點中學的學生趾高氣揚，一般中學的學生垂頭喪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