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等教育評估發展初期的特征
上文我們對高等教育評估的提出和初步發展的過程做了詳細的敘述，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高等教育評估初步的發展體現的特征如下。
第一，是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高等教育評估被提上議事日程，通過重要政策文件給予體現，並逐步從初步研究走向多方位試點等一係列活動，都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是政府對高等教育管理自上而下的改革。其產生和發展的動力都來自政府，而不是來自高校和社會。雖然高校自身盲目發展造成高等教育質量難以保障是促成政府做出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政府。社會也是如此，雖然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與進步，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以及畢業生還不能很好地滿足社會需求，這也對政府做出決策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關鍵的推手還在政府。在推動開展高等教育評估的過程中，無論是高校還是社會都屬於外在因素，其內在動力還是政府。政府是唯一的公共行政主體，它決定著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和資源配置。當政策一旦形成，屬於下級的，處於被動管理地位的地方政府、高校都必須遵照實施。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評估實踐都是政府一手操辦，在政府之外，沒有其他評估主體。雖然有些高校也在進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評估，但是很清楚，當時高校是政府的附屬機構，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其內部進行的評估也是政府控製下的評估，從這一角度說，其本質上也應該屬於政府評估。所以，高等教育評估的提出和初步發展都明顯地體現出政府主導、自上而下的改革性質。
第二，高等教育評估偏重高等教育的工具理性，忽視高等教育的價值理性。馬克斯·韋伯把社會行動分為四種類型，即工具理性的、價值理性的、情緒理性的和傳統理性的。在社會行動分析中，我們經常用到的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工具理性”被韋伯定義為“它是由關於環境和人類的其他客觀行動的期望所決定的行動，這些期望被用作活動者自己理性地追求和計算目的的‘條件’和‘手段’”。而“價值理性”被定義為“由對於某些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其他行為方式有意識的信念所決定的行動，它並不取決於它成功的前景”。[36]更為簡單和通俗的解釋是，“工具理性”更多的是觀照目的價值，而“價值理性”更多的則是觀照終極價值。高等教育評估從在我國誕生之日，就帶有強烈的工具理性特征。政府更多的考慮是通過這種管理手段來使高等教育的發展適應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求，因此，評估指標中更多的是硬件指標，而缺少體現學生學習能力和身心健康發展等方麵狀況的評價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