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勒斯坦說：“我認為隻有兩件事要做，而且這兩件事要同時做。一方麵，幾乎每個人目前關心的事就是如何應付緊迫的、日益嚴重的生活問題——物質問題、社會文化問題、道德和精神問題；另一方麵，為數不少的少數人在考慮著比較長遠的問題——變革的戰略。”[1]作為一個研究工作者，後者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的高等教育評估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已越來越不適應社會、政府和高校發展的需要，急需進行改革。
托夫勒早就指出：“沒有一個政府，沒有一種政治製度，沒有一部憲法，沒有一篇憲章，沒有一個社會，是永世長存的。過去的決定，也不能長久地束縛未來。為一種文明設計的政府，的確不能適應另一種文明。”[2]現有的高等教育評估管理機製也已經成為高等教育評估繼續良性發展的束縛。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國家的內部關係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等公共管理的生態環境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關係日益複雜，相互依存程度不斷加強，範圍不斷擴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合作正成為民族國家競爭力和國家繁榮的基本構成要素”[3]。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一直進行著公共行政領域的改革。其行政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表現出清晰的思路：70年代，主要問題是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提倡公共服務的民營化、市場化；80年代，普遍關注科層組織運行機製的有效性，提出了重塑政府的口號；90年代，則重新探索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模式，打出了“治理”的旗幟。[4]20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和“善治”概念日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論成為西方學術界日漸崛起的“顯學”。[5]治理之學之所以如此大受追捧，主要是因為民主、靈活、高效和廉潔的政府對於一個國家至關重要，不僅如此，多元的公眾訴求，複雜的社會現實需要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個人積極投入到公共管理中來，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合力以維持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滿足公共利益。為了實現這些要求，政府改革和行政體製改革已經成為當代世界的潮流。當然這是更為宏觀層次的政府改革，那麽在高等教育評估領域，麵對當下以政府為主的高等教育評估的局麵，政府不但疲於奔命，而且還滿足不了社會對高等教育評估的多元需要。這種以管製為主的高等教育評估管理機製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產生種種問題，遭受社會多方詬病。如此種種，我們改革的方向和思路是什麽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公共管理委員會在關於西方政府行政改革的研究報告中把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總結為：第一，更加關心服務效率、效果和質量方麵的結果；第二，高度集權、等級製的組織結構為分權的環境所取代，在分權的環境中，自願配置和服務提高的決策更為接近第一線，並且為顧客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反饋提供更多的餘地；第三，靈活地選擇比成本效益更好的方法，如市場的方法，來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製；第四，更加關心公共部門直接提供的服務的效率，包括生產力目標的設定、在公共部門組織之間建立競爭性的環境；第五，強化國家核心戰略能力，引導國家變得能夠自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的變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做出反應。[6]這無疑給我國高等教育評估管理機製改革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方向。更為重要的是，“治理理論”經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發展已經漸趨成熟，凸顯出其適應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追求，而且其在多個領域，包括全球公共治理、政府治理和社區治理等方麵已經獲得些許成功，取得不錯的效果。[7]無論如何，它都給我們在改革高等教育評估管理機製上提供了一個新的思維框架，以幫助我們解決目前高等教育評估管理領域所遇到的困難和出現的問題。很明顯，公共行政的發展走向是：在價值取向上，質量優先論取代傳統的效率優先論；在觀念上，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由統治轉向治理。[8]這也預示著高等教育評估管理機製改革的發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