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之運，與國之運密不可分。
一部培英史，就是一扇展示廣州史乃至中國史的窗口。培英中學變遷發展的身影，無不深深印上時代的烙印，無不處處反映國家的命運。
一百多年篳路藍縷的曆程，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曲折，有太多的艱辛，也有太多的喜悅和感動。
（一）薪火相傳，不知其盡
民國初年，廣東戰事不斷，政局動**不安。
那夏禮博士的離世，對培英乃至廣州教育都是一個重大損失。根據那夏禮博士的遺願，在培英廣大師生的擁護下，那夏禮博士的長子那威林先生子承父業，接任校長。
那威林先生接任校長時，他的姑姑，真光書院的校長那夏理女士仍在位。從1872年至1917年，整整45年，那夏理女士一直是真光書院的校長。
那威林先生生於美國，成長於廣州，對中國，對廣州，對培英有深厚的感情。那威林先生擔任培英第二任校長後，在風雨飄搖的時代浪潮中，掌舵培英前行了6年。在6年校長任期上，他擴大了學校麵積和辦學規模。那威林校長本是希望像他的父親和姑姑一樣，為學校的發展奉獻一生，但他突然收到一個消息——教會學校的教權一律收回教會。1919年，那威林先生接到美國教會新的指令後，依依不舍地卸任培英校長。那威林先生返回北美後，曾出任加拿大華人教會總巡。
後來，據那威林先生的兒子、出生於花地的諾亨利回憶，那威林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回到美國，直到晚年仍常常跟家人訴說他明明是中國人，卻不能留在中國繼續辦學，感到無比遺憾。
那威林先生卸任的當年，美國教會與其他西差會接管培英，委任關恩佐先生主持校政，並將培英書院更名為“協和中學”。關恩佐先生不是牧師，但他曾留學美國，美國教會及西差會都與他較熟。關恩佐先生是培英的首任華人校長，也是培英的首位非牧師校長。在當年學生的印象裏，關校長博學多才，儀表非凡，平時嚴肅，擅長辭令，言簡而意賅，最注重守時與效率。他在任時，花地聽鬆園已日久殘破。政府撥出白蜆崗一幅地塊遷校，但不能撥款。關恩佐校長遠赴北美籌款，可惜未如理想，遷校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