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沒能成為廣州培英中學的避風港。
培英在非常艱難的情形下，毅然返回廣東，在山區輾轉。有險情就避卻，有希望就前行。在白綠旗幟的鼓舞下，培英師生求得了生存，也得到了延續和發展。
日本侵略軍的非正義性質注定了它最終失敗的必然。1945年抗戰勝利後，培英返回廣州。
新中國成立後，培英由私立改為公立，歸屬教育行政部門管理，在改革開放後不斷譜寫出勝利的篇章。
（一）返粵地，赴曲江
在澳門辦學半年後，風波又起。
1942年6月，廣東日偽教育局電話命令培英中學回廣州複課。為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培英中學嚴詞拒絕了回廣州複課的命令。
為了不拖累澳門的有關學校和機構，1943年夏，廣州培英從澳門遷回廣東。他們不願回廣州，而是一路朝北，師生先步行至清遠，後搭乘竹排到達粵北曲江，幸運地免費借到曲江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夜校的課室——這間夜校的校長王以敦先生是培英的校友。
培英中學與夜校的課程安排正好“互補”，故此得以白天借課室上課，晚間交還夜校使用。這樣的“互補”本是天作之合，然而，天作之合的享受隻維持了短短兩個星期。
培英中學借夜校課室兩個星期後的一天，日軍飛機瘋狂進犯曲江，一枚炸彈落在市中心的中央公園，青年會夜校的房舍被震塌。幸好師生均已疏散，但不畏犧牲堅持留守校舍的校長傅世仕被炸彈炸飛的碎石擊傷頭部。
受傷的校長傅世仕認識到，學校安置在城市太危險，因為城市是敵機轟炸的目標。於是，教師們分頭到郊區找校舍。當時，剛好曲江縣（現曲江區）城郊外有家工廠掛出消息，說急賣廠房。這是廣東最大的南方被服廠，用作校舍比較合適，但要價32萬元。傅世仕校長立即組織人員開始籌款，他們馬不停蹄先到桂林找熟人，但兩周僅籌得六七千元，離32萬元差得甚遠。手中無錢，不敢跟被服廠簽買賣協議，那麽大一塊廠房和地皮，隨時可能被人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