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暑假的一天，我去一所師範學校講課。他們約請我講講當前道德教育的問題，我自以為對道德教育還算有幾分思考，憑著自己平時積累起來的各種資料、事例和對當前道德教育問題的幾分“獨到”的理解，“頭頭是道”地講了兩小時，自我感覺“良好”。我便問聽講的老師還需要我講點什麽，這個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坐在第二排的一位頭發有些發白了的老師突然站起來，大聲地說：“不要講了！滾出去！你講些什麽？雷鋒也不要學了？道德教育也不要搞了？我坐在這裏已經忍無可忍了，國家培養你幹啥？你這樣的人怎麽能拿××學位？大家都走！不要聽了。滾出去。”大聲說話的同時，好像是接連拍了幾下桌子。出了這樣的事情，大家也都愣住了。等緩過神來，我連忙跟那位老教師解釋：“老人家，您可能誤解了。我並沒有講不要學雷鋒，更沒有說不要道德教育。”憤怒中的長者根本就不聽我的任何解釋，還是一遍又一遍地喊大家走，然後自己從中間憤憤然擦身而出。我記得很清楚，他轉過身走出去，最後說的一句話是：“我不相信正義就戰勝不了邪惡。”
我的講課怎麽會讓那位長者如此傷心？“傷”的什麽“心”的呢？“傷”他的“心”其實“傷”的是他心中固有的道德觀和道德教育觀。他心中的道德及其教育觀念的核心，似乎就是要把每個人都培養成像雷鋒一樣的道德高尚的人，要張揚一種純粹的、高要求的、以社會為唯一價值本位的倫理標準。這種價值標準在傳統社會中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20世紀後半葉中國社會的大多數語境裏則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作為被這種價值理念所浸染的長者，自覺不自覺地就成了這種倫理價值的發自內心的擔當者和堅定的維護者，並理所當然地視這種行為不隻是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而且自具幾分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