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中曾寫下這樣的片段：
他坐在破舊的窗台上，講起了柯南·道爾的故事，故事中的驚險覆蓋了我們心中的恐懼。接著，他講了凡爾納講的奇妙的故事、雨果講的令人感傷的故事、梅裏美講的讓人癡想的故事。他敘述的時候，我們不再驚恐地四處張望，不再慌張地想要尋找蠟燭，甚至不再期待電燈重新亮起來。這個大孩子講的別人講的故事，像溫暖的手臂摟抱著我們，陪伴我們被遺棄的、支離破碎的長夜。時間、若有若無的時間被敘述填滿了。
我的童年也曾為故事所浸潤，奶奶講的信神的故事，村裏福爹老人講的民間傳奇故事，桂保哥講的三國水滸，兔哥講的安徒生童話（我記得最清的是大克勞斯和小克勞斯的故事），連同冬夜的柴火、夏夜的星光、秋夜的清涼，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童年的記憶之中。有故事陪伴的童年，雖然貧窮，但不寂寞。童年的生命時光在故事的記憶中依稀存留，在回望中鮮活如舊，帶給我綿綿不絕的生命的暖意。“敘述改變了人的存在時間和空間的感覺。當人們感覺自己的生命若有若無時，當一個人覺得自己的生活變得破碎不堪時，當我們的生活想象遭到挫折時，敘述讓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覺，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間，甚至重新拾起被生活中的無常抹去的自我。”
不知什麽時候開始，爺爺奶奶的故事慢慢地淡出了我們的生活空間，成年輩們開始忙碌於各自的事情，電視、玩具和沒完沒了的功課成了兒童生活的基本內容，口耳相授的故事在兒童成長中的作用漸漸消逝，個體的發展幾乎是全然交付於學校，家庭教育也更多的隻是作為學校教育的延伸，敦促他們的功課，或者強化、增補他們的有用的學習，不再擔負有那種似乎沒有多大用處的、經由代與代之間溫情的故事來陪伴兒童生命的功能。與之相應，被科學整合的學校教育也更多地被組織成一個係統、有序、高效、規整的工作流程，按部就班地進行知識和能力的訓練，並不負有從容、隨意地講述故事的功能，故事終於從鮮活的生命空間裏一步步淡出。雖然在學生偷閑之際，在與書籍、報刊、網絡的接觸時，有故事可看，但“看”的故事少了些繪聲繪色，不再豐盈，與鮮活的生命個體終究隔了一層，難以有效地敞開個體生命的時間與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