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的《嶽陽樓記》是傳誦千秋的曆史名篇，它不僅使嶽陽樓名揚天下，甚至就是一座城市——湖南嶽陽——存在的標誌。其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令人讀之難以忘懷的佳句，不僅如此，它還是作為一種民族精神，穿越曆史的時空，成為我們今人享用的珍貴的精神資源。在我們身邊，朗朗上口的《嶽陽樓記》能全文背誦的大有人在，即使背誦不出，這句“憂樂關情”的名句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隻要稍微讀了幾年書的人。
我也一直沉浸於對這種憂樂情結的歎服中，沒有一絲別的想法。後來讀到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他在其中談到中國先秦儒家沒有一個不是以道德獨斷論口氣說話，這使我開始反思傳統知識人的說話姿態和身份意識。確實，我們的傳統知識人從“立德、立功、立言”三境界開始，到《大學》裏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中所張揚的正是一種士人以道德者或者說賢者、仁者身份的存在姿態，即一種從骨子裏認為自身優越於普通百姓的生存姿態，這打孔子看不起稼穡之人就早已露出端倪。那麽，範仲淹是不是延續了這種賢人身份意識呢？回答是肯定的。正是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一千古名句之前還有一句：“吾嚐求古仁人之心”，他一脈相求的正是中國古代傳統知識人（先知先覺者）的賢人情結。在其憂樂情結背後，他正是延續了中國曆代優秀的知識人心憂天下、關愛他人與社會的普世情懷，但同時也洋溢著傳統士大夫的賢人情結，即其中若隱若現地把自我設定為道德高位者，設定為與平民大眾不同的人，“我”是作為“賢人”“仁人”去擔當天下的憂樂，或者說“我”通過對天下之人的憂樂的擔當來顯現“我”之作為知識人存在的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