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6年、1977年的時候，“**”已經快結束了，北師大想調我過去工作，我也考慮是不是該挪動挪動，因為我在北京的基層特殊教育學校已經待了快20年，到其他地方去是不是能起更大作用，能多做點事呢？
1977年二聾畢業生和教職工合影，二排左六是我
我的工作調動可謂一波三折，如果我要調到北師大，需要二聾、西城區和北京市三級都同意。而當時的情況是三級部門都不同意，而且區裏還表示，即使二聾同意我調走，區裏、市裏也要留我。四聾校長王宗文認為，我調到北師大對中國的特殊教育事業更有利。他本人在北京就經過了從一聾到二聾，再到三聾的幾輪工作調動，最後才到四聾當了校長，所以他知道調動工作是件麻煩的事。四聾和二聾都在西城區，在王宗文校長的幫助下，我們采取了一個“曲線救國”辦法：先把我從二聾換到四聾，然後讓我在四聾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再調到北師大。這就是後來我又到四聾工作了一段時間的原因。到四聾擔任教導主任的第一年，我全力以赴聽課、排課，同時協助四聾的一個教導處副主任熟悉工作。
在四聾與退休教師合影，後排中間是我
1979年年底，我的人事關係已經轉到北師大，就不能在四聾領工資了。為了不影響四聾的工作，北師大允許我在四聾照常上班，每天排課、代課、聽課，一切都照常，隻是每個星期有一天或半天，要到北師大去。接下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我逐漸了解了北師大這邊的情況，同時自己在四聾的工作也差不多交接完了。我由每星期隻到北師大上一天班，慢慢過渡到每星期在北師大上5天班。有一次，四聾的老師們領工資的時候突然發現，工資名單上沒有我的名字了，可是我還在四聾工作，就問我：“你怎麽光幹活不領工資啊？”這下我調到北師大的消息逐漸傳開，很快整個學校的人都知道我已經調到北師大去工作了，最後大家還專門為我開了歡送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