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間，聾校正常的教學秩序雖然受到了影響，期間也停了課，但學校的老師還正常上班。
1967年複課後還出現了“出去辦學”的活動，北京市的四所聾啞學校[1]都要派人到郊區去，解決農村聾啞兒童的上學問題。當時，一聾去了平穀，二聾去了延慶，三聾去了懷柔，四聾去了房山。二聾去了延慶縣山溝裏的四海公社。當時學校輪流派去一些年輕老師，我也去了，還在那兒開了現場會。那時候北京的交通很不方便，每次我們從城區到四海公社，都要先從德勝門坐公交車到延慶，在延慶招待所住一宿，第二天早晨再坐公交車到四海公社，前後得走一天多的時間，後來我們在那裏成立了“四海班”。
20世紀70年代，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為了學習各地聾校的經驗，北京市四所聾校教導處的負責人（我是二聾教導處負責人）、四個軍代表或工宣隊代表，組成了一個學習團，到南方各地去學習。當時從北京到廣州的火車票，隻在六天之內有效。為了節省經費又盡可能多參觀幾個地方，我們先從北京到石家莊，然後到鄭州，在鄭州停一天，聯係好當地的學校之後，馬上去了解特殊教育學校的情況，看了之後晚上再坐車到武漢，在武漢停一天，然後去長沙，在長沙再停一天，最後到廣州，到廣州時正好是有效期的最後一天。這樣奔波是很辛苦的，回來的時候我們由廣州到杭州，再到上海、南京、濟南，最後回到北京。回來之後的報告是我寫的，我現在還保留著。
了解各地聾校的複課情況，對我思想上的影響很大，不僅開闊了我的眼界，還使我和全國好多地方的特殊教育學校聯係上了。到上海的時候，我再次見到銀春銘，我們從蘇聯回國以後好長時間都沒有見過麵。當時條件比較艱苦，在上海停留的那天晚上，我們就在參觀學校的教室裏用桌子拚成通鋪睡了一宿，第二天繼續參觀學校。那時候出差沒那麽多經費，基本上就隻有來回的火車票錢，夏天能睡教室已經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