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的教學樓和宿舍分散在莫斯科各地。我所在的特殊教育係在城市中心偏南，宿舍在城市的西北。每天我要先乘六七站電車到雄鷹地鐵站，再轉乘地鐵到莫斯科地鐵基輔火車站，最後走到學校。有的蘇聯同學每天則要乘近郊火車由莫斯科州的家來上學。
學校分配的宿舍是四人間。第一年我與來自河南省臨潁的中國同學銀春銘和來自布良斯克的蘇聯同學瓦洛加·別林斯基同住。後來學校考慮我們留學生學語言的問題，安排宿舍時會特意把中國學生分開，每間宿舍隻留一個中國人，其他都是蘇聯人。在學校安頓好之後，我們開始學習了。那個時候，我們總的想法是過來學習不容易，國家千挑萬選送我們出國，我們肩上承擔著祖國和家人的期盼。按照當時蘇聯的規定，中國留學生的津貼標準是，大學生每人每月500盧布（相當於國內250元人民幣），研究生每人每月700盧布，中國和蘇聯各負擔一半費用。我們的津貼比蘇聯學生還要高，他們是每人每月200～300盧布。我們在蘇聯住宿和學習不花錢，生活費主要用於吃飯、交通、買書，剩下的錢用來買點生活用品。後來算算，國家送一個留學生到蘇聯學習的費用相當於國內25～30個大學生的費用，所以我們心中時刻都有責任感，要為國家好好學習。當時的思想教育對我們這代人還是挺重要的。
在國外學習，語言是頭等問題。
首先是專業術語的問題。到蘇聯，我才發現憑以前在國內學的俄語根本不夠用，連課程名稱都看不明白，如有的課程是古斯拉夫語，我連俄語都不熟練，更不用說古斯拉夫語了；神經病理學和醫學類的課程我都沒學過，所以這些課程名稱我都看不懂，也聽不懂。雖然有教材，但教材裏也有不認識的專業術語。我從國內帶去的《俄華辭典》不夠用，有些專業術語查不到，特別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大量醫學類詞匯不好找。於是我就請國內的哥哥樸晉生寄給我專業的《俄華醫學辭典》和已翻譯成中文的《病理學》等書籍。這樣我自己先用中文學習一遍，再用俄語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