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題要義和總體構架
20世紀的前30年，教育改革運動波及全世界，並各樹一幟，如在美國稱作“進步主義教育”，在德國稱作“改革教育”，在中國稱作“新教育”。這個國際性的改革運動呈現出五光十色的現代學校模式和先進的教育方略。各國改革家們盡管在教育理論或教學法上各具特色，然而卻殊途同歸：依據兒童心理，培養、開掘他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進而革除陳舊、落後的灌輸式學校教育。這不僅是那股教育改革浪潮特有的標誌，也是兩位分別來自中國和德國的教育家陶行知與萊希維恩改革探索的重要共同點，雖然兩人一生都未曾謀麵，但在許多方麵上卻似曾相識。
陶行知是許多積極參與了那場教育改革運動的中國教育家之一，他通過不斷地分析、批判深受儒學影響的中國傳統教育，並吸收、改造西方教育理論，特別是他的老師杜威的教育學說，力求設計出一套自己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方略。他以自己的理論和實踐獨創的“生活教育”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中占有舉足重輕的地位。在政治上，他屬於一批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這個群體既不從屬於國民黨，也不依附於共產黨，而是試圖立足於兩大政治巨頭之間。他們在中國形成了“第三勢力”，並在20世紀30至40年代由於國民黨打壓而日益傾向於共產黨，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卻又淪為“極左”政策的犧牲品。陶行知在政治上的這種定位或許恰是他本人及其著作無論是生前還是逝後總是飽受爭議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在中國讀大學期間開始涉獵陶行知的生平和著作，而十分有趣的是，最初竟是通過我的德語老師艾哈德·內克曼（Erhard Neckermann）先生的引介。這位德國漢學家從20世紀70年代伊始就在西柏林自由大學以陶行知作為主要對象，從事中國教育改革問題的研究。此後又利用1978至1980年在華任教的機會，積極為撰寫關於這位中國的改革教育家的博士論文搜集資料。盡管完成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他的計劃卻由於職業等原因未能最終實現。1993年，我在德國馬堡大學完成了傳媒科學的碩士學業後不久得知，來自南京的同胞丁偉祥由於突患重病，迫使他不得不放棄了已在科隆大學從事了數年的關於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論文和以此獲取博士學位的願望。兩位先行者未竟的夙願以及從陶行知非凡的生平業績中獲得的巨大震撼成為直接的動因，促使我決定為此再做一番新的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