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這些警句引自五經中的《禮記》[2]，它們強調了教育的基本職責。自古以來中國人總是在使教育與國家保持一致，也總是將教育歸並至政治、社會的那套概念之中。不管它旨在培養道德，還是意欲造就領導之材，它都具備國家的職能。人們就承認它是一種國家的職能，盡管各種非政府的機構及個人也參與實際事務，但這種國家的職能卻始終將國家的最高權力控製在自己手中。
國家的這種特點以及這些有關教育作用的傳統思想，在中國教育對外交流史上的意義不容忽視。它表明中國人對引進外國的信條及實踐在政治、社會上所要冒的風險早就有所意識，也表明教育上的引進成敗與否，與中國政府對它們的改造情況休戚相關。
我在此僅對外國教育思想滲入中國的各個不同階段作一描述，力求找出每個階段的特色。這樣做的目的是在論及當前中國教育製度對外開放、交流的情況時，能有所啟發。
自1840年鴉片戰爭起，可分四個時期。起先，中國人把外國教育看成是純屬專門範圍裏的新知識的載體。然後，從19世紀90年代到1925年，他們采用某種兼具解放及統一作用的外國教育模式。從1925年到1949年，則是一個折中地對待教育借鑒的時期。自1949年至今，他們對過去歲月的教育引進，進行了譴責及一係列的否定，與此同時，國內外情勢的發展也使舊的模式事過境遷，影響、意義不複當年。
作為新知識載體的外國教育
歐洲教育實踐的情況起初是由耶穌會修士在17、18世紀傳至中國的。耶穌會的神父們盡管用科學技術上的專長為皇帝服務，卻並未在中國建立任何教育機構。他們所關心的隻是用他們的專門知識來結交中國的士大夫，但此舉並不是出自正式的指示。他們在欽天監任職，協助其同僚工作，卻甚至連一所培訓科學人才的學校也未建立。中國當地教士的培訓，是在國外的神學院裏進行的。從1581年至18世紀中葉，被授予神職的隻有45人。[3]耶穌會修士並沒有把注意力放在教育原則的創新上，實際上也沒有專注於推理的方式，他們隻是簡單地傳授知識的內容。明末的中國士大夫不管這種知識是道德、哲學的，還是科學、技術的，都將其看得渾如一物，幾乎都對其交口讚揚，稱它為“天學”、“西學”。[4]但從18世紀中葉起，已普遍地將傳教士的教學一分為二：一方麵是受到尊重的科學技術，另一方麵則是遭到抵製的宗教教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