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希維恩和陶行知“手腦相長”的教學方針使人追憶起裴斯泰洛齊在1802年的巴黎備忘錄中也有過類似的表述，他倡導頭、心、手（智、德、體）三種要素和力量相銜接，並發揮互動作用。裴斯泰洛齊本人也曾努力將幼兒教育與農業勞作相結合。裴氏這種用來打造人的主要教育手段應視作萊希維恩和陶行知共同的思想源泉。
陶行知受到裴斯泰洛齊及其以兒童的社會行為和心理發育為導向的教育學的啟示，[445]進而認識到，“中國社會對於小孩的教育普通隻有兩個階段：一是全然依賴，二是忽然獨立。這中間缺少漸進的橋梁。”[446]他想用一種新型教育來克服這種缺憾，這種教育旨在不讓兒童“吃書”，而是成為生產、建設、實驗、創造、改革的“小工人”。[447]
萊希維恩在《創造中的學校百姓》中流露出對裴斯泰洛齊的欽佩，其內在的思考與陶行知頗具可比性。他說：“裴斯泰洛齊在這方麵始終是一個鮮活的示例，即如何從教育現實中和個人深刻的審視中勾畫出一幅通行的教育圖景，並與此同時帶來一種可行的施教思路。其中包含著將兒童及其對母親和民族，對勞動、自動和事業的原生情結視為不容變更的價值，既按自然性狀對待兒童，又要重視他肩負的道德操守。”[448]
萊希維恩從曆史和政治的視點觀察裴斯泰洛齊所說的“頭、心、手”，認為這些基本能力反映了“人體器官的協調一致，就總體而言是人形體的協調一致”。他從中引申出了現實意義：“我們從這個基本立場中也有新的理解，在他看來還有些東西分別同時並存，不管怎樣，他出於自身的經驗說出的實話使我們重新思索：‘沒有一種生活的力量是通過言語說教得到延展的，而總是通過實際踐行，愛通過愛而延展，信仰通過信仰而延展，思維通過思維而延展，行為通過行為而延展。’對我們來說，這一切都匯聚成鮮活的證據，我們也由此找準了塑造我們教育的源點。”[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