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西方人物當中，唯有林肯被陶行知推崇為終身效法的民主楷模。陶在畢業論文裏間接轉述了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講中關於民主政治的名言，甚至在他逝世前的1945年還親自全文翻譯了林肯的這個演講。[363]林肯的這段話後被孫中山概括為“民有、民治、民享”，並由此創立了“三民主義”學說，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和熱烈追捧。[364]陶行知不僅把林肯的表述作為警句無數次在著作中引用，而且還仿效其內容和格調用來定義自己提出的“生活教育”和“民治教育”。此外，德國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1881—1948）1930年撰寫的林肯傳記《亞伯拉罕·林肯——我們的先烈總統豐富的人生故事》是陶行知最鍾愛的作品，是他1938年環遊世界時隨身攜帶的不多的書籍之一。
（二）第二階段：政治和經濟的根本原則在於平等，個性和思想發展的原則在於自由
陶行知在美國三年的留學生活，尤其是之後在國內大學任教和推廣大眾教育的十年經曆，進一步地拓展了他對民主的理解。這種拓展反映在他1927年的雜文《平等與自由》裏，他在文章中評述了孫中山、梁啟超以及胡適的觀點，同時也具體地闡明了他對民主基本原則的己見。
在文章開頭，陶行知按照孫中山的三點看法指出了平等的意義：
——不平等，是由階層社會結構和等級製度所決定的。
——假平等，有些反對不平等的人企圖通過平均主義平抑人的差別，而不顧及前提條件的差異。
——真平等，是努力創造政治和經濟上平等的立腳點。[365]
陶行知稱孫中山對平等的解釋“有很大的貢獻”，但對自由的解釋卻不太清楚。孫中山隻著重強調國家的自由，因為他認為，過度的個人自由和忽視國家自由是中國深陷窘境的原因。他擔心，強調私人自由將會導致主張不同和無政府主義傾向。孫氏甚至斷言，“中國人骨髓裏都含有無政府主義”，所以“想到國家危險時，固然是要自抑私人之自由。”[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