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兩個東西方思想文化的傳播者
一、兩個同時代人之間的關聯
根據筆者考證，萊希維恩與陶行知分別於1927年和1938年周遊世界，其間二人的空間距離可謂近在咫尺，然而，這兩位同時代的曆史人物卻一生未曾謀麵。
萊希維恩1927年1月至3月遊曆亞洲期間曾從上海出發，在廣闊的長江三角洲進行學術考察，並到過南京。“借助於好向導和快汽車，他飽覽了內地的景象。”[208]倘若這位耶拿國民業餘大學的校長知道，有一位名叫陶行知的中國同行與自己的教育誌向極其相似，而且此時恰在南京郊區積極籌備他獨特的鄉村師範學校開學（開學典禮3月15日）的話，想必他一定會前往拜訪。萊希維恩回國之後撰寫了經濟地理學專著《全球原料經濟》以及迄今仍具參考價值的調查報告《東亞的人口壓力》，其中，援引的許多農業經濟方麵的原始資料都來自南京各大學。由此可以推測，他當時很可能與國立東南大學農業科主任、植物學家鄒秉文（1893—1985）有過接觸。[209]而鄒秉文與陶行知曾在南京高等師範是同事，亦是長年的好友。
1933—1939年，萊希維恩在柏林遠郊的一所鄉村學校任教，在那裏以其具有獨創性的教學工作和具有建設性的學校教育理論著作《創造中的學校百姓》（Schaffendes Schulvolk，1937）和《鄉村學校中的電影》（Film in der Landschule，1938）達到了其教育生涯的頂峰。1938年7月2日至12日，陶行知恰在柏林逗留，並十分關注德國教育界最新的發展動向。如果他知道，有一位德國的誌同道合者那些天正在準備去英國進行為期四周的“德國鄉村教育”演講及介紹自己的鄉村學校工作的話，[210]那麽，兩人的會麵是完全可以想見的。
與萊希維恩與陶行知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一個重要人物是前普魯士文化教育部長卡爾·海因裏希·貝克爾（K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1929—1930年間，萊希維恩曾在普魯士科學、藝術與國民教育部擔任部長的私人助理，並對貝克爾的人道情懷深感欽佩。[211]貝克爾早在擔任柏林大學東方學教授時就主張高校改革，後在擔任文化部長期間繼續在普魯士實行徹底的教育改革。他的改革措施的核心是通過建立師範學院革新國民學校教師體製。這些師範學院要吸納、消化和嚐試改革教育學的理念，並通過在課堂教學中的實際應用而最終實現徹底顛覆威廉時代“埋頭讀書+嚴格操練”的軍事化學校體製。[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