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萊士（Mildred Price），女，20世紀40年代任美國援華會總幹事，熱心支持陶行知創辦的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等教育事業。畢萊士女士曾對陶行知的人格、思想和事業給予極高的評價。1945年9月28日，陶行知草擬了全民教育計劃，計劃征集200萬美元基金，其中要向美國援華會和美國聯合援華會請求支援100萬元美金。於是，陶行知給畢萊士去電報，要求撥款以資助他進行旨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的民主教育實驗。1946年4月至6月，陶行知奔波於重慶、南京和上海之間，接待畢萊士的考察，6月21日，陶行知在錦江飯店拜會畢萊士。7月25日，陶行知突患腦溢血逝世，全民教育事業也就此擱置。12月9日，美國教育界名流300餘人在紐約舉行追悼大會，畢萊士任顧問委員，參加大會並發表演講。
本書選取了《陶行知先生紀念集》中的《一個屬於全世界的偉大的教育家》一文，本文為畢萊士在1946年7月陶行知去世後所寫。在文章開篇作者首先高度評價了陶行知，認為陶行知“不僅僅屬於中國，而是屬於全世界的”。文章對陶行知在美國的影響進行真實的描述，作者講到，在美國，陶行知是大家都知曉的“偉大的教育家”“了不起的教師”。她說：“從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亞州到大西洋濱的美國人都認為他是中國一個了不起的教師，並且還用他那‘即知即傳人’的名言象征中國今天最需要的一種教育。”行文中，畢萊士以質樸深厚的語言，將陶行知在美國的影響娓娓道來。她講道，和陶行知有所接觸的美國人都為陶行知的事跡所感動，包括陶行知的美國朋友和在重慶認識陶行知的美國人。畢萊士認為，美國朋友對於陶行知去世的惋惜基於人物本身，又遠遠超乎於此，作者和他們一樣，更加惋惜的是對於中國人民的損失。除陶行知的美國朋友外，讚揚和宣傳陶行知的還有當時戰爭時期在重慶認識陶行知的美國人，包括當時的美國士兵，他們深受陶行知的感染，對中國的教育的勝利葆有信心。他們為陶行知堅定的改革信念和為理想奔走相告，為民主獨立鼓與舞的精神所感動，認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解決中國大眾教育這一艱巨問題的有效途徑，並終將勝利。陶行知的死，對於整個民族，特別是對中國兒童的損失讓這位美國友人感到扼腕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