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活教育”理論形成的過程
一、從“杜威的學生”開始
（一）對陶行知而言的杜威
陶行知到美國留學正是他23歲的秋天，即中華民國誕生第三年的1914年。熱心幫助到國外留學的金陵大學校長包文隻為他募集到了數量有限的旅行費用。但是，還必須準備留學用的學費和生活費。在出發前的幾個月裏，他為此四處奔走，到處化緣借錢。
稍早他出國的胡適是依靠庚子賠款、衣食住行和學習費用均不用自己操心的官費留學生。當時，自費留學的情況也是各種各樣的。就陶行知而言，在1917年回國前的三年中，一直是一邊學習，一邊打工掙錢度過的。1915年秋，他從伊利諾伊大學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直接從師於杜威，大約有一年半時間。關於這一時期的學習情況，他自己所記的日記、記錄等等中，沒留下隻言片語。在他去世後，由他的朋友、學生編的《年譜》中，幾乎毫無例外地作了這類記述：“這一期間，實驗主義教育‘大師’杜威大為欣賞陶行知的學問和才能，並對他鼓勵有加。”他回國後的活動以及“生活教育”理論的形成，始終是與接受和克服杜威的理論密切相關的。單從這種意義上講，回溯作為留學生的陶行知與杜威的會麵將是很有意義的。
1916年，杜威在心理學、哲學領域的持續研究中，出版了教育學的主要論著《民主主義與教育》（自序·1915年8月）。年僅二十四五歲的青年陶行知與杜威接觸時期，杜威正處在一個教育者的成熟階段。不容置疑，作為學生的陶行知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杜威的學說和理論。自1923年，陶行知辭去了國立東南大學教授的職務以來，致力於教育運動，再也沒有返回學府的講壇。1933年，他創立和主辦了“生活教育社”（1934年2月，創辦機關雜誌《生活教育》），旗幟鮮明地領導生活教育運動。如果從他的教育思想形成的側麵來看，可以說是陶行知對老師杜威的學說和理論進行鬥爭的過程。盡管他平時在書房或研究室不斷地探索著這些問題，但是，連將它整理、概括的時間都沒有。即便是在發表的短文裏有所談及，然而，也不是係統的闡述杜威的理論。在自己的實踐中，對杜威的學說、理論加以檢驗和印證的理論性著述從未留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