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蘇霍姆林斯基是“自學成才”，而陶行知先生是地道的“科班出身”。陶行知先生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是著名教育家約翰·杜威和保羅·孟祿的得意門生，係統學習過美國公共教育管理、學校與社會、教育史、教育哲學、教育財政學、教育社會學等課程，具有良好的教育理論素養。但是，並不是所有有理論素養的學者能成為真正的教育家。陶行知的成功，與他所走的一條獨特的道路、與他所處的獨特的時代密不可分，是豐富的教育實踐活動造就了陶行知。
1917年秋，陶行知由美留學返國，擔任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教師，次年起任該校教務主任。在任教務主任期間，他就嚐試將教授法改為教學法，將課程的必修製改為選修製，將隻招男生改為男女並招。他還參與組建了中華新教育共進社，創辦了暑期學校和安徽公學。1923年7月，他放棄了自己在大學的教職，全身心地投入到中華教育促進會的工作，先後開展了鄉村教育、普及教育、國難教育、戰時教育、全麵教育和民主教育六大運動，創辦了曉莊師範、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與社會大學等學校。其生活教育的理論就是在這一係列豐富的教育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些活動時刻給陶行知先生以啟迪與挑戰，使他能不斷地超越既成的理論，超越過去的自我。陶行知先生教育科學研究的最大特點之一是重視教育試驗。他曾經說過：“試驗雖不必皆有發明，然發明必資乎試驗。人禽之分，在試驗之有無；文野之別，在試驗之深淺。”並認為從赫爾巴特到杜威，教育家“先生輩出，凡所建樹，皆根本於試驗”。“欲教育之刷新，非實行試驗方法不為功。”從1927年3月15日他創辦的第一所實驗學校——曉莊試驗鄉村師範開始，他一生都沒有停止過教育試驗，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社會大學等不同類型的教學組織形式，都是陶行知探索中國教育改革道路的重要試驗，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4所學校就是他研究和發明的生活教育理論的“試驗室”。陶行知先生在美國教育家孟祿與中國教育界人士餞別的會上曾經說過：“有試驗的精神，然後對於教育問題，才有徹底的解決；對於教育原理，才有充分的發現。”可見，如果隻是熟讀理論，滿腹經綸，而不去試驗，不想實踐，永遠隻能是紙上談兵，於事無補，隻是空頭的“理論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