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倡鄉村工學團和小先生的同時，在一九三三年陶先生又組織了中國普及教育助成會，擬出了簡章和教育研究組織大綱，在這兩者的第一章的宗旨內，是以同樣的詞句寫著“本會（院）宗旨在發現最經濟，最迅速，最能持久，最能令人進步之方法，力謀普及大眾兒童向上生活所需之教育，以助成中華民族與大同世界之創造”（見《普及教育》一書），並擬出了中國普及教育方案商討（見《普及教育續編》）。宗旨是很“偉大”的，方案也是寫得極為詳盡，的確打破了傳統教育的方法。普及什麽教育呢？“我們所要普及的是：自動工學團。”（見《普及什麽教育》）誰來推行普及教育呢？以小先生來從事普及教育。根據胡立民一九三四年統計的全國普及教育運動島瞰，已有二十三省市的個別學校和縣區推行了，其中有六處部是官辦的，如江西省臨川是自治實驗區促進委員會，福建省仙遊專員公團，上海市場是上海市場國民黨教育局，上海市公共租界是工部局華人教育處（參看《普及教育》中的《上少公共租界之小先生》），浦東高橋是上海市衛生實驗區辦事處（見《普及教育續編》）。據陶先生說“安徽教育廳長首先承認小先生為全省普及教育之要點”。上海特別市教育局在二十四年春天要總動員從事普及教育運動。陶先生說：“早在民國十九年春天，我會一度草成一個二十年內完成的普及教育計劃。這計劃會由教育部提出全國教育會議通過。”（見《普及運動小史》）於是陶先生所提出的普及教育便與國民黨的普及教育合流了，但這不是糊裏糊塗地合流，而是陶先生的主動，他想依靠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來推行他的普及教育。正如他所說的：“現在是分三路進行。一、由人民自動組織全國普及教育促成的……輔助各地推動普及教育。二、起草全國普及生活教育方案，向中央政府（即國民黨反動政府——筆者）建議以推進全國普及教育運動。三、起草防害進步罪，向立法院建議列入刑法（這裏顯現了一些反動統治階級的麵目——筆者）以掃除普及教育之障礙，若這三件事能於三個月內完成，則中國普及教育可以以二年之內樹立一堅強之基礎，以助成‘中華民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筆者）與大同世界之創造（？）。”（以上均見《普及現代生活教育之路》）這就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的反動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