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曾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對根據地教育建設有重要影響。他對陶行知認識演變的過程，他考察陶行知生活教育實踐經驗的出發點，頗值得探討。
徐特立在抗戰初期、抗戰中期以及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對陶行知的評價不完全一致。總的說來，對陶行知的肯定逐步升級。抗戰初期，他讚成采用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的方法，不讚成其思想體係。 1940年還公開批評陶行知的教育哲學。他指出：三四年前的《生活教育》上陶行知先生曾有一篇論說這樣說：“行動產生真理，但隻有真理的行動才能產生真理”。指出“這裏，他與舊唯物論鄙視汙賤者的行為是一致的”。在徐特立看來，一定要從真理產生的行為才能從行為產生真理，那麽“實際上仍然是真理產生真理，哲學產生哲學，隻不過中間有行為做媒介罷了”；而且隻有真理的行為，沒有錯誤的行為，就隻剩下行為中的一小部分，且人類曆史的行為是從錯誤到正確，否定了錯誤的行為，就不是整個曆史的人類行為，將野蠻社會及蒙昧社會給我們認識自然的遺產全部都否定了。他認為當陶行知還是杜威門徒的時候，他自命為知行，當他離開了杜威體係的時候，改名為行知。“他從行為上加上真理二字，是杜威體係作怪。換一句話來說，就是杜威的範疇作怪”。
在中華民族寇深禍亟之際，陶行知躋身民國政府統治區抗日救亡運動前列，影響甚大。宣稱：“應喚起民眾，聯合起來，百折不回地去保衛中華民族領土主權的完整，爭取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這才是我們所要普及的教育”。他的行動比其宣言更有力量。陶行知與時俱進，人們對其觀感也隨之變化。
陝甘寧邊區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主觀主義學風成為眾矢之的，脫離群眾、脫離生活實際的教育備受指摘。徐特立在整風精神啟發下，先後發表《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再論我們怎樣學習》等文章，在生活教育社成立十五周年之際，還同範文瀾以延安新教育學會正副理事長身份致函祝賀。這時，他對陶行知倡導的生活教育運動的評價有明顯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