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戰士、人民詩人，同時也是傑出的思想家。他的極為豐富的哲學思想，散見於教育的、政治的、科學的、文學的各種形式的著作中。他的哲學是行動的哲學，而不是紙上的哲學、書齋的哲學。行知認識論是他的哲學思想的核心，是與生活教育論密切結合的。他從生活教育的實踐與理論中發展了認識論，而認識論又指導著生活教育實踐與理論的發展。徐特立同誌曾說：“行知是中國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行知合思想教育於組織成一係統，均有偉大的發明。”[2]這是深切研究陶行知思想而得出的符合實際的論斷。
本文隻談陶行知認識論思想的發展，略加分析各個發展階段的時代背景、思想源流以及在實踐中的作用。他的認識論思想的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知行合一陶行知原名文濬，乳名和尚，在金陵大學讀書時改名知行。他回憶說：“在二十三年前，我開始研究王學，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3]於此可見，他初次改名“知行”是在一九一一年，即入金陵大學的第二年，可能是在辛亥革命的前夕。他這期間接受了王陽明的唯心主義思想，從哲學思想上講，基本上是個唯心論者。應當指出，陶行知青年時期，首先是個進化論者、民主主義者。他的早期思想略見於他1913—1914年編的《金陵光》學生會刊。他說：“金陵光隨學生天演之進步，天然發生。”[4]又說：“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條也。”他認為：“法律之內有自由，道德之內有自由”，故真自由貴自克、自製，“鞠躬盡瘁，以謀社會之進化”。平等是“在政治上、生計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機會，俾各人得師自然發展其能力，而為群用”。民胞是“博愛心生，國人以兄弟相視”，然後自由平等始能得其實際。更為難得的，他認為共和信條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說：“自由平等不過達目的之手續，非可以目的視之也。人民爭自由平等，冀得各盡其能，以為社會耳。”[5]這些進化論和民主主義的思想是他早期思想的主流。陶行知的唯心論主要表現在接受王陽明“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這個唯心論的命題上。王夫之主張“行以求知”，批評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以知銷行”、“以知為行”[6]，指出其唯心論本質。但是王陽明知行合一說有一些合理因素，如他說：“知不行之不可以窮理，則知知行合一並進，而不可分為兩節事矣。”[7]又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又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8]可能是這些合理因素吸引著陶行知，使他接受了王陽明的唯心論。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湘湖教學做討論會上，行知還說：“王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是‘即知即行’……實在‘知’和‘行’不能分開，不過是一件事的兩麵而已。”[9]這段話是我上麵看法的一個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