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八日生於安徽歙縣西鄉黃潭源村。他是“五四”運動以後我國最有影響的著名教育家，黨中央、毛澤東同誌稱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為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為了改革舊中國的傳統教育，他畢生從事於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教育。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因受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不幸在上海突患腦溢血逝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屈不撓地為獨立和平民主而鬥爭的精神給予高度的評價和讚揚。喬木同誌說：“陶先生的死是叫我們一下子損失了三個有獨創性的偉人—— 一個政治家、一個教育家和一個文學家。”
然而，全國解放以後，在五十年代初期批判電影《武訓傳》時，因陶行知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提倡過武訓興學精神，以致對他的教育思想也進行了批判。這—做法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它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同時它也是對過去黨中央、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同誌等老一輩革命家對陶行知正確評價的否定。
到了“**”時期，林彪、江青、康生的唯心主義盛行，形而上學猖獗。在他們“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煽惑下，不僅活著的革命家、科學家、文學藝術家以及那些精通業務的先進工作者遭受到殘酷的鬥爭，而且對那些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先驅者也進行了無情的打擊。陶行知也同樣遭受到攻擊和汙蔑，他的未發表的書信詩稿等手跡和已發表過的許多著作也被焚毀。
林彪、“四人幫”雖然垮台了，但是他們的那種“左”的思想流毒遠沒有肅清。如一九八○年第一期《教育研究》發表的《全麵正確評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一文（以下簡稱《全評》）就武斷地認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當時起到了相反的消極作用”，甚至“阻礙社會的進步”。又說“他長久堅持的教育觀點和整個教育實踐，占主導地位的始終是‘教育救國論’和實用主義的‘生活教育’思想。”“這說明他在世界觀問題上，還不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等等。這豈不是在先驅者的身上踏上了一隻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