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離開我們到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已經整整十一年了。可是他並沒有死，他還是活在廣大中國人民的心中，而且將永遠活在廣大中國人民的心中，他是不朽的。
但是，當中國文教界群起批判電影《武訓傳》以後（電影《武訓傳》是應該批判的），接著又有人批評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從此，人們就好像漸漸把陶行知先生遺忘了。我每每想起這件事，就使我的心中好像展開了一場戰鬥，使我整夜無法入睡。本年六月一日，我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戰部情不自禁地提出了要求對陶行知先生給以重新評價的問題，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我有關陶行知先生的一段話，我就連日接到各處來的電話，各處來的信，還有我朋友親自到家裏來，表示一致同意我的主張。從上海、濟南等地來的信中甚至於說，他們是含著眼淚讀完我的發言的。這種眼淚，當然是對陶先生的追懷和對我的同情所流出來的同情之淚啊！
這樣就充分證明我要求對於陶行知先生給以重新評價，一點也沒有包含我個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誼成分。當然，我也毋庸諱言我個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誼。陶先生是我的知己，也是我的老師，特別是在他要離開我們的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我是處處把他當作一個榜樣來效法的。
那時，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對日抗戰將要結束的時期，或者說，就是抗戰結束時期的前後，那時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的血腥統治，愈來愈殘酷。在昆明，用卑鄙無恥的手段暗殺了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並且公開地說，在重慶要暗殺我，在上海要暗殺沈鈞儒老先生、陶行知先生等人。陶行知先生一聞此訊，就一麵與反動派搏鬥，一麵準備著死，他致死的腦溢血症就是從這樣產生的。這一點就值得我向他學習。而最重要的，還在於那一個時期，他徹始徹終地忠實於中國共產黨，忠實於中國人民的一切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