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主義不是別的，正是“人民至上主義”。他能真正從人民大眾的粗皮膚笨手腳中看出壯美，他能真正從人民大眾毛下浸汗的身上嗅出特別的香味來。
行知先生逝世後，我曾為文以哭之。此後即想就其生平、思想、學術、事業、文章等撰一長文來紀念他，來教誨人並以自勵自勉。然而這非把他的生平行狀及其全部著作，加以深入的研究不可。今尚不足以語此。茲僅先來一番提綱式的論述。
這裏有兩點，首先須加以說明：
第一，自陶行知先生死後到現在，就我所知：有人把他比之魯迅先生、鄒韜奮先生，例如陸定一先生代表中共中央曾這樣說：“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這正是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像魯迅先生、鄒韜奮先生等走的同樣的道路。”有人把他比之孔仲尼、孫中山，例如郭沫若先生在祭陶先生文裏這樣說：“兩千年前的孔仲尼，兩千年後的陶行知”，“你是孫中山死後的一位孫中山”。有人把他比之杜威、孔仲尼、武訓，例如華崗先生，不過華崗先生曾明明說過陶先生之成就是大大超過杜威博士，陶先生的教育原則（為人民的）是剛剛相反於孔仲尼的教育原則（為統治者的），陶於武訓隻是在行乞興學的獻身精神一點相似，而陶則更進一步把教育事業變成廣大人民自己的事業，變成人民解放事業之一部分（見所著《痛悼陶行知先生》一文）。還有人把他同胡適比了一下，例如陳家康先生說：“在這個思想運動中，有兩個安徽歙縣人，起了極大的作用。一個是家學淵源的胡適，一個是家境清寒而由教會學校出身的陶行知。……然而到後來這兩個人的思想路線完全不同，胡適雖然脫不了中國士大夫氣，他的思想路線卻始終是西方文化的路線。陶行知對於東方文化的淵源不及胡適那樣密切，對於西方文化的研究不及胡適那樣精深；就一般人所謂學術造詣而言，陶行知也不及胡適那樣宏博，然而在思想路線上，胡適不能與陶行知相比擬，胡適因襲了所謂西方文化，陶行知卻在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之外，開辟了一條人民文化的思想路線，陶行知是新中國思想界的聖人。”